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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当代中国的四次转型 前三次转型 1919------1949：救亡多于启蒙、解构多于建构的社会转型 民国政府三大使命的失落：工业化、文化重建、共和制民主 孙中山和民国政府的三大遗憾 1949－－1978：以社会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转型 中共回避不了的三大使命 解释：为何土地私有；为何搞合作化；为何有文革。。。。。。 社会集体主义的两大败笔： 1.生产领域的农村公社制 2.资源配置领域的国家托拉斯制 1978－－2005：以经济个人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转型 改革的三个逻辑起点： 1.农村：体制外突破，绕开制度壁垒 2.城市：体制外放开，体制内激活， 3地方分权 结论之一：中国道路是独特的，不可重复；因为不可重复，才更具有世界意义。 经济市场化：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 1．功利主义的兴起与社会价值哲学的迷失； 2．地方主义与社会平衡的执政理念的冲突； 3．商业伦理与儒学伦理的冲突； 4．经济民主与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冲突； 5．要素流动的利益取向与城乡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冲突； 6．私人品充分供给与基本公共品严重短缺。 7．市场分割中的所有制歧视，损害市场效率和国有企业收益的公允性，甚至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8．要素分配中的“价格歧视”，使普通劳动被边缘化，导致社会基本价值的偏移，恶化了劳资关系。 9．失去伦理约束的个人可能因利己而损人或因损人而利己，导致社会运行成本上升。 第四次转型：公民社会的全面建构 1.全面改善微观基础 2.全面缓解结构性冲突 3.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文明基本价值走向的民主政治体系。 第四次转型的实质：政府主导型的商业社会走向和谐、动态稳定的公民社会。 社会契约中的权利均衡 1、权利可分为两组：公权和私权。 公权是受公众委托之权。“公务员”就是由公权的这种属性派生出来的。私权是个人和组织赖以存在和交往的必要条件，有时表现为人权，有时则表现为物权。公权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公权行使者对公众的责任强度；私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私权拥有者的社会责任强度。 2、征税者与纳税者之关系，本质上是公权与私权之关系。公权的公正性和税赋的公平性，是改善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关系的政治基础。两者恪守社会职责，才有公平公正可言。 3、“蓝藻”、“毒牛奶”、“富士康现象”：是泛例还是特例 基于市场合约的解释 基于一般社会合约的解释 全面缓解社会冲突 1.城乡三元社会的冲突： 农村社会、城市社会、流动着的农民工社会 中国为何远离“刘易斯均衡” 中国农民两次为工业化作贡献：产品比价剪刀差、要素比价剪刀差 2.地区差别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冲突 3.社会稳定目标与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