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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角度看国际捕鲸公约 　　摘 要：捕鲸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如何协调的关系问题,更折射出了人性的内里。本文从利弊两个角度剖析了《国际捕鲸公约》,以期能够以此唤起相关组织对于此等问题的重新重视。 　　关键词：捕鲸公约 监督管理 评定标准 　　一、国际捕鲸公约的发展 　　较早对捕鲸活动进行管制的国家之间的协议是美国、英国、丹麦等26国在1931年签订的《日内瓦捕鲸管制公约》,由于英国迟迟不肯批准该公约,致使公约于1935年才生效。但几个捕鲸大国如德国、日本都没有参加,另外公约对南大洋的捕鲸活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为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捕鲸活动的管制,主要捕鲸国于1937年在伦敦签署了《捕鲸管理国际协定》。二战后捕鲸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恢复,传统的捕鲸国以及新兴的捕鲸国都加入到这一行列。因此,设立一套固定的管理制度对捕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势在必行。1946年秋,美国等15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国际捕鲸公约》并于1948年生效。 　　二、国际捕鲸公约之弊端分析 　　1.公约修正的评定标准有失公允。《国际捕鲸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附件的上述修正为:应考虑到捕鲸业者和鲸类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即当出现需要修正公约附件的时候,修正的出发点是要保护捕鲸业者和鲸类产品消费者的利益。而这两者的利益要通过捕鲸来巩固和维持。然捕鲸则会使某一或全部鲸类处于濒危状态并且会使这一状态不断加深,直至最后无法扭转。在强势的捕鲸业者和鲸类产品消费者与弱势的濒临灭绝的鲸类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平衡点,而这一平衡点的寻找过程则过于曲折。因此,为这一平衡点设置一个客观、理性和公允的标准显得非常必要。笔者认为,在制定修正评定标准时,国际捕鲸委员会应当充分考虑自然一方,即处于弱势的鲸类的需要,不要过分保护人类之利益。 　　2.发给捕鲸特别许可证的条件过于模糊,存在较大漏洞。《国际捕鲸公约》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尽管有本公约的规定,缔约政府对本国国民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对鲸进行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可按该政府认为适当的限制数量,得发给特别许可证。”即缔约国政府得颁发捕鲸特别许可证的条件为:(1)捕获鲸类以科学研究为目的;(2)捕获的数量为该政府认为适当之数量。问题在于:首先,“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如何确定。是以捕获之后留有科研资料还是以主体身份作为判断标准。如果采前者,则应要求将相关的研究资料向国际捕鲸委员会进行备案和登记,并制定相关的捕获审批制度。如果采后者,则相关科研机构进行捕获可认定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个人和其他民间组织将被排斥在外。其次,“捕获的数量为该政府认为适当之数量”中的“适当”如何确定。若以捕鲸业者为标准,则该条款设定之初衷将流于形式。若以真正科学研究所需数量为标准,也存在一个问题。科学研究所需数量是多少才为适当。另外,判断数量是否适当的主体为该国政府,如何保证该主体在认定数量标准时不考虑其国内捕鲸业者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捕鲸委员会应对该条款进行修正。制定严格的捕鲸科学研究审批制度,并将审批权和数量认定权收归于国际捕鲸委员会;对于数量,应当以一定区域的一定时期为计量段,制定一个总量,以使在该一定区域及一定时期内的捕鲸数量保持在这个总量范围之内,从而维护该区域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以及保证鲸类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 　　三、国际捕鲸公约优势分析 　　1.投票权的规定公平、平等。该条约规定:“缔约政府同意设立国际捕鲸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由各缔约政府各派一名委员组成。每一委员有一个投票权”该项条款规定一个委员代表一个缔约国行使一次投票权,而非以缔约国国家的规模来作为确定该缔约国投票权数量的标准。这样可以防止某个或某几个大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力而享有超出其他缔约国数倍的投票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凌驾于其他各缔约国利益之上,进而干涉相关事项的决策。同时,对于投票权的这种规定也将各缔约国置于平等的对话结构当中,使各方具有平等的话语权,能够平等地参与到重大事项的决策当中,保障重大事项的决策能够在相对客观并且公平的背景下进行。 　　2.对于雌性鲸类以及处于胎儿期的鲸类予以特殊对待,尽最大可能保护鲸类种群的稳定。公约当中以设定船员以及炮手获得报酬标准的方式从侧面规定了对于捕获处于哺乳期的雌性鲸类的船员所应处以的惩罚措施。公约附件的第十四条规定“母船、沿岸加工站和捕鲸船的炮手及船员,其报酬在雇佣条件上应相当程度上根据所捕鲸的种类、大小和产量,而不单单根据所捕鲸的头数。对捕鲸船的炮手或船员所捕的充满乳汁的鲸或正分泌乳汁的鲸时,则不得给予任何奖金或其他报酬。”对处于哺乳期的鲸类予以保护实质上是保护其所繁衍的幼鲸,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持鲸类种群数量的平衡,进而实现公约所欲实现的应然价值。 　　四、总结 　　国际捕鲸公约制定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尽管有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