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信”的思想及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docVIP

论法家“信”的思想及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摘 要：诚信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近几年，弄虚作假之事在社会上层出不穷，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愤慨。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那么，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必须首先理解“信”的思想来源及其哲学基础。分析了战国时期法家对“信”这一思想的论述并回答了上述问题。由于思考尚不十分成熟，敬请法学界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诚信；基础；价值；启示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60-03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社会动荡。诸子百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儒、墨、道、法四大流派。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法治”的理论和方法，为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思想变为法律，法律付诸实践，实践体现思想。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贯奉行“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行儒术愚民，施法政御民”。故而，法家思想自产生之后，便被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推崇应用达两千年之久，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法家思想含有不少糟粕，但笔者却认为其精华也是不能忽视的，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信”的思想便是精华之一。 　　一、法家代表人物关于“信”的思想的论述 　　（一）商鞅“信”的思想 　　商鞅认为，君主治国，必须倚仗暴力，“唯法为治”，但他并不排斥诚信。商鞅在把“法治”作为强国利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仍十分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他在《修权》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1]这里，他将信放置于法之后作为治国之道，并正确指出，信需要君臣共立。由此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为建立社会的诚信，曾经“徙木立信”。 　　商鞅十分重视臣民对“令必行”的信任感及执法的决心。在“法必明，令必行”及“赏随功，罚随罪”的情况下，虽王公大臣也不可免于刑，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更不免了。守“法”者自然就服从法令，实现“民信其赏则事功，下信其刑则奸无端矣”。其实要想得到“信”，并不是很容易，商鞅为了维护“法”令的威信得罪了宗室贵族，最后被车裂。另一方面，对于君臣共同建立的“信”，又可表现为君对臣的“信”，即“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这样可做到“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臣对民众也要做到“赏诛立法不失其议”。 　　（二）韩非“信”的思想 　　先秦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受商鞅的影响，崇尚信，宣扬信。在《韩非子?难一》中通过实例对信与不信从哲理角度做了分析：“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乃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乃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不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韩非子举此例是为了说明，利用诈伪取得战争胜利，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通过对文公先赏雍季后赏舅犯的行动，说明了法家对诚信道德观的肯定。当然，法家关于信的观念和儒家是有区别的。法家强调的“信”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是要确立“法”的诚信，即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法家把信置于变法改革措施之中，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而儒家则把信仅作为一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司法公正，这里面其实即包含着“信赏必罚”的问题，韩非有关“信赏必罚”的论述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二、“信”的思想基础 　　法家关于“信”的思想是建立在他们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法家”学从人的存在层面来探究人性，提出了“人性自为”的理论。商鞅言：“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2]。很显然，这既是对战国时期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也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一种认识。而且，这是法家学者考察人性的独特视角。管仲学派是从这一角度来揭示人性的：“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3]慎到也同样认为：“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