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docVIP

“华夷”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摘 要]中国传统华夷观使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大臣在同西方的交往中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并形成一种自我为中心、愚昧骄傲、夜郎自大的民族优越意识，这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华夷观；鸦片战争 　　近读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等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颇感东西方视角差异之巨，鸦片战争虽为西方侵略之战，但背后雾裹之诸多事实仍让人生发感慨，遂写一随笔，聊阐中国传统华夷观对鸦片战争之影响。 　　一、“华夷”观的演变 　　“华夷”观念（也叫夏夷观）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华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并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其评价标准，贬低周边民族，抬高中原华夏文化，“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文化落后、蒙昧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天圆地方，我为中心，四围皆为夷狄――文化落后、蒙昧野蛮，于是奉行周礼的诸侯国自觉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当臣属于我中华。 　　但在我国历史上“华夷”所指称的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内涵随着中国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当以前所认为的夷狄归属到统一的中原王朝后就不再是夷狄了，因为他已成为“化”民。如山东，在早期完全为东夷之地（如舜为东夷之人），后来却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中心，又如西戎、荆楚、猃狁所生活的陇右、湖北、山西等地，都曾被视为蛮夷之地，但后来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华夏文化的重要代表。自唐宋以来，更多曾经的蛮夷、羌戎之族被纳入华夏之中，“华夏”和夷狄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 　　“华夷”观最大的变化出现在明清之际，尤其以清代为最。满人入主中原后，他们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夷狄”身份成为反对者攻击的目标，很多人以此为号召进行“反清复明”、“反清复汉”、“光复华夏”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投书案，它震惊了雍正皇帝，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于是撰写了《大义觉迷录》，并在民间广为散发。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通过宣德、正名、示警三个方面的宣传，使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对满清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使满清统治的正统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人们渐渐接受了华夷一体的观点。当民间对满族统治者作为“夷”的排斥心理刚刚得到缓解，清统治者就不失时机的把这顶贴有“夷”字标签的帽子戴在了急于同中国进行商业往来的外国人头上，并对外国“夷”表现出更强的敌意。由此形成的新的“华夷”观念，逐渐成为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百姓的思维定势。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夷观念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总结其基本观念，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文化上，华夏文明有礼，而各“夷”野蛮不知信义、奸滑没有道德，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第二，在政治上，中华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蛮夷则要依附于中华，定期朝贡；第三、经济上，华夏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需要与蛮夷互通有无，而外夷离开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对外夷的抚恤和怜悯。 　　二、清政府在同英国早期交往中充分体现了“华夷”观 　　清政府在同英国人的早期交往中体现了强烈的“华夷”观念，完全将英国视为自己的一个藩属。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没有邦交，西方没有派遣驻华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公使到西方去，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东西方相隔甚远、交通不便；其二是中国经济自给自足，对西洋商品没有太多需求；其三是中国不承认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西方人的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而且在广州，外国人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在广州只能与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商铺进行买卖，夏秋买卖季节才可以来十三行所在地居住，冬春季节必须回到澳门，而且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不能随便出游，也不能带“夷妇”入内；甚至禁止外国人买中国书、学习中文。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很低，平均不超过4%，并且规定税则要公开，但地方官员隐匿政府规定，随意收税，关税一般要达到货价的20%以上，外国人每次纳税都要讨价还价。最初，外国人对清政府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但由于商业规模不是很大，所以还可以容忍。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传统手工业逐渐被机械制造取代，大量商品需要销售市场，海外市场对英国的国计民生日益重要，而且这时英国在印度战胜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