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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失意的改革家 　　范仲淹临危受命 　　庆历年间，北宋已经立国八十多年，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范仲淹总结当时的情势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 　　首当其冲的，是冗官问题。所谓冗，一是人数众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空前扩大，通过科举就可出仕为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给了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美梦。但是，这也造成官僚队伍的繁冗丛沓。此外，天水一朝对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格外优待。恩荫制度，即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做官，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学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也不过约360人，恩荫补官的人数竟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仕途，远远超过了当时官僚系统的自我更新速度与容纳能力。 　　与官员众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质堪虞，这其实是历朝的通病。立国既久，官僚升迁制度已经严密与程式化，升迁与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政绩关系不大。于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场中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据主流。真正忧国爱民者想有一番作为，反而会招致同僚非难，甚至排挤。一些重要的管理职位，如刺史、县令之类，也可以靠熬年头、凭资历获得。这种情况导致“不肖混淆，请托侥幸，迁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废堕”。欧阳修曾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腿脚不利索，连走路都很困难，每天去办公得靠两个人扶着，就这样颤巍巍地还坚持了三年。“三年之内，州政大坏”。继任知郢州的刘依，也是七十多岁了，“昏昧不堪”。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寄居在滑州的刘依几次来看望他。每次都问：“中书有一个姓王的参知政事，叫什么名字？”一个知州，连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这也算了，三四次问过就忘，其为政情况，简直可以不问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为，还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从开国以来，直到庆历年间，官吏的俸禄一直没有增加。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中下级官僚的生活日渐窘乏。同时，随着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中下级官僚一任结束，通常并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着腾出职位来，即所谓“守选”、“待阙”，做官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职位就没有俸禄。本来俸禄就鲜薄，难有积蓄，又不能持续供应，使得很多“守选”、“待阙”的官员“衣食不足，贷债以苟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计捞钱还债。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宝元二年（1039），宋夏战争爆发，延至庆历二年（1042），北宋政府损兵折将，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战对物资的要求，最终都得转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负担。在如此局面之下，农民、士兵起义风起云涌。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伦领导下起义。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内忧外困，版图震荡，大宋朝廷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变法图强的时候了。 　　庆历三年（1043），当西北的狼烟已经暂时熄灭，北宋与西夏正在讨价还价，准备媾和之际，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韩琦一班人，把他们调到中央，出任宰执，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负人望，早年知开封府期间，就因为“明敏通照，决事如神”，被京师老百姓称颂：“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一时间，宇内瞩目，希望这群君子能够刷新政治，兴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贬谪后提拔的官员。范仲淹被贬谪，当然不是因为贪污腐化、为非作歹，据当时的一些官僚说，是因为“朋党”。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搞宗派主义。 　　范仲淹能获得这顶大帽子，是与他的大胆与人望分不开的。八年前的景?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书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反依仗权势，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曾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遭贬逐。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不当遭贬的诸位为君子，痛斥谏官高若讷不能秉公力争。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开封，买了带回现在的北京，还造成了较大影响。就是景?三年的这次斗争，挑起了北宋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但是，范仲淹从政以来在中央，在地方，特别是在西北战争前线的耀目政绩，已经将“朋党”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经暂时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