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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韦皋在南诏归唐中的作用 　　[摘 要]唐朝边将韦皋在西南地区执行唐德宗的新民族政策，在南诏归唐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韦皋采取多种措施招抚南诏，包括开路置驿，为抚南诏、抗吐蕃打下基础；采取“联蛮通诏”的策略，通过东蛮来了解南诏的情况，使南诏归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用反间计破坏南诏与吐蕃的联盟等，最终使南诏抛弃吐蕃而彻底转向依附唐王朝，实现了南诏归唐的目标。 　　[关键词]韦皋；归唐；唐王朝；南诏 　　天宝十年（751年）和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王朝先后两次对南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南诏，史称“天宝战争”（又称“唐天宝战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唐王朝失去了对南诏的控制，南诏脱离唐王朝转而向吐蕃臣附，开始了唐王朝与南诏四十余年相互交恶的历史。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当政时，南诏才又重新归附唐王朝。 　　在南诏重新归附唐王朝的过程中，唐王朝边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起了重要作用。韦皋（746年――805年），字城武，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以建陵挽郎入仕，调补华州参军，辅佐州刺史处理州务，后升为使府的监察御史。后因助德宗皇帝还都有功，韦皋被升为左金吾卫将军，迁大将军，又在贞元初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韦皋是一位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在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785――805年在任），审时度势，积极谋划，采取多种措施招抚南诏，最终促成了南诏重新归附唐王朝。本文拟就韦皋在南诏归唐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所起的作用做简要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开路置驿”――奠定归唐基础 　　蜀地交通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境内不同民族地区以及平原与山区之间都有交通相联系。当然，对外交通主要是依靠水路即长江干流，这一时期从成都乘船向南可到达夜郎，向东可到吴楚。栈道则是巴蜀地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陆上通道，有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美誉，其中著名的当属联系汉中和巴蜀的金牛道。但另一方面通往云南方向的陆路交通却很不发达，基本依靠蜀身毒道（又称“南方丝绸之道”），大至是沿安宁河而下或由楚经??达滇越。此道路途险阻，爬涉艰难。由于秦汉后历任统治者不重视西南交通建设，剑南蜀川地区的内外交通事业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和发展。进入隋唐时期，交通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直到唐初统一南诏后，蜀身毒道依然是通往云南的主要道路。 　　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到任后开始重视交通建设。为了解西南地区的情况以在对吐蕃战争中取得优势，韦皋曾对西南各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深入到他们居住的山区，还在考察后写了《开复西南夷事状》十七卷。通过考察，韦皋了解到这些边区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相对中原地区要落后很多，他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多处山区，对外联系不畅通，汉族先进文化不容易传进来，交通的阻碍是导致他们落后的根源。要发展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必须发展交通，打破闭塞的状态。同样，要解决南诏的归附问题，也必须“开路置驿”，密切与南诏的联系。另外，韦皋对西南的政策虽然立足于和，但也要准备战争，特别是对于吐蕃，因为其实力强大，对唐朝态度又不善，与吐蕃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如果发生战争，军队和粮草的运输都离不开方便的交通，即使从这一点考虑，“开路置驿”的工作也必不可少。基于以上多重考虑，韦皋对“开路置驿”的问题尤为重视。 　　经过实地考察和缜密筹划，韦皋开始着手在这些地区修筑城墙，“城龙溪、筑西山堡以纳降羌”，[1]同时“开西南夷置两路运粮使，奏从掌西山运务”，[2]4578一方面加强了对山区的管理，另一方面也为开路置驿提供了方便。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及西南的实际情况，为控制南边的局势，韦皋还在资州设了安夷军。然后他派人率领部队，开始“开路置驿”，在原有道路基础上进行修整和开辟，畅通了从四川到云南的两条主要通道――清溪道和石门道。“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3]8078；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韦皋又差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石门路，在原有的“五尺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修整，使其可达南诏所在的洱海一带，成为联系四川和云南的重要通道。 　　“开路置驿”，是韦皋治理西南边疆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功绩。尤其是四川到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的开通，不仅方便了商旅的往来，加强了唐王朝与南诏的联系，对抗击吐蕃也大有益处，同时还有利于加强对边区少数民族的管理，在南诏归唐、抗击吐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联蛮通诏”――创造归唐可能性 　　在剑南道南部与南诏之间散居着一些蛮族，他们长期在唐、吐蕃与南诏三大势力之间周旋。其中处于锡州与吐蕃之间的是东女国、西山八国羌族。因为他们经常因唐王朝与吐蕃之间势力的强弱而改变其依违，故史书称之为“两面羌”[2]5279。因为他们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周旋于各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