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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可良性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探论 　　摘 要：以幸福村居建设为主题的新农村建设是对国家战略规划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其具有乡村治理改革探路、统筹城乡发展、基层民主治理、共建共享成果等价值意义。从治理角度审视，治理既是达致幸福村居建设目标的途径，也是幸福村居建设的重要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因此，构建起可良性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成为了必由之路。在这一方面，良好的治理结构、治理的机制化、治理的有效性都是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模式;良性运转;幸福村居;共建共享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76-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青年项目“西部多民族地区城乡结合部治理研究”（12CZZ057）;国家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度青年项目“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县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13CZZ026）。 　　作者简介：龙立军（1980-），女，湖南桃源人，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政府政策研究。 　　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大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广东省委提出了幸福广东的发展战略。然而，幸福村居是以村民的主观幸福感为建设指向的，由于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因人而异，因此如何才能构建起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具有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的内涵，以推进幸福生活为主题的村治革新，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探索的。 　　一、建设幸福村居何以必要？ 　　针对广东省提出的“科学发展走新路，‘十二五’崛起看珠海”，为何珠海会选择幸福村居作为重要抓手来寻求突破呢？ 　　1.乡村治理改革的探路价值。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社会和谐要能形成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可见，选择幸福村居作为重要抓手，其政治价值就在于治理模式上的探路意义。相较于全国其他省份，广东不仅在经济建设上、经济改革上能先行一步，而且在政治建设和治理体制上，也能先行先试，以务实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中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之路。目前，乡村治理还面临诸多问题，如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治理方式的简单化、治理内容的笼统化等，这些现象在珠海基层治理中也普遍存在。虽然广东在社会治理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例如珠海香洲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中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公共服务站“三位一体”治理模式等，但是，乡村治理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变革，也涉及到治理主体的关系调整和治理内容的时代变迁，因而珠海在乡村治理改革上还需从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完善和推进。幸福村居建设有望在社会管理创新和乡村治理改革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为珠海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居委员会为主体、社会组织大力协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供良好契机。 　　2.统筹城乡发展先行一步。珠海的发展不仅面临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也面临东西部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差距的焦虑，而幸福村居建设正是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统一进行战略规划和精心布局的。村居是宏观社会的微观维度，幸福村居的建设正是幸福广东这个宏大战略在基层社会的展现。幸福村居建设既涉及到物质条件的丰裕、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涉及到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还涉及到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的提升，更涉及到政府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准的提高，因而，幸福村居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其突出的是人的因素和主体性，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性质，同时也为国家层面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积累了实验性经验和推广性成果。 　　3.基层民主治理的示范意义。广东“乌坎事件”曾引发社会和学界关注与热议，乌坎事件意味着中国进入中度现代化阶段必须迈过一道“坎”，即“民主坎”。乌坎又是一个标本，标志着我们党成功地运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展示了党的民主执政能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将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当前，大力推进基层民主发展，寓治理于民主发展之中，努力实现善治，其理由主要有： 　　一是现代化的政治动员基础在基层。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时，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谁抓住了农民，谁就会抓住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对此，徐勇教授曾指出，现代化进程的第一节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