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中国国货银行的始终.docVIP

孔祥熙与中国国货银行的始终 　　民国时期缘起于抵制洋货而生的国货银行曾火爆一时，然好景不长，很快就惨淡下来，这究竟为何？它的掌门人孔祥熙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把持和操控的？这其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件？ 　　一、国货银行的筹办 　　中国国货银行，究其名字而言，自然与国货运动有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国货银行在国内各界民众各种抵制外货运动背景下，应运而生。1929年11月15日中国国货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始营业，而其筹建刍议则可追溯至济南“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军为阻挠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在济南制造惨案。“五三惨案”发生后，国内群情激愤，抵制日货运动空前高涨。国人在对惨案深感悲愤之时，亦感到国家力量的孱弱，经济的落后。因此民众抵制外货运动与振兴民族工业、支持国货发展逐渐结合在一起。 　　当时舆论界反映民声的重要媒体《申报》，对“五三惨案”进程及各地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持续报道。创设国货银行，提倡国货，发展经济的想法即在此期间提出。1928年5月15日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举行“五三惨案”的纪念活动中，国府委员谭延?指出北伐要继续，同时也要谋求经济的发展。另一位委员宋渊源则在演说中明确提出创设国货银行，支持国货，发展经济。宋还提出了初步计划：“……以国民全体不分性别，每人至少认股一元，故资本最低额为四万万元。首都设总行，省设支行，县设分行。总支行各设董事会，用选举制，所收股金，总行支行分行，各存三分之一，总行得酌量发行钞票。”尽管这一设想有些不切实际，但它清晰地表达出了国人试图通过创办国货银行，支持国货，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力量的想法。 　　数日后，宋渊源筹设国货银行的提议经国民政府财政部、工商部两部议决，拟条例务于济案未解决前成立。此后国府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决定将国货银行暂行章程与招股章程申请公决。公决决议指定由孔祥熙、宋渊源、宋子文、薛笃弼、王世杰审查。时任工商部部长的孔祥熙公开表示支持国货发展，实行国货救国，并明确将筹建国货银行列入其工作计划。因此对国货银行暂行章程和招股章程的审查顺利通过。 　　国货银行筹备委员会旋于1928年7月2日成立，委员多为政商界要人。其中党政大员有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国府委员薛笃弼、宋渊源、钮永建、张之江等。金融、工商界人士及社会名流有钱永铭、虞洽卿、王一亭、甘仲琴、苏民生、陈行、邹勉初等。 　　国货银行从提议到筹备迅速实施，与蒋介石的首肯亦密切相关。“五三惨案”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济南遭日军羞辱，仓皇逃出方才保住一命。蒋在其日记中曾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这也是后来国货银行在筹备过程中蒋予以大力支持，并担任发起人，且积极认股的原因之一。 　　国货银行筹委会成立后，筹备工作开始进入正轨。筹委会的首次会议要求国民政府先行认股以示提倡，并拨发筹备费；同时通电各界，征求名流，担任该行发起人；审核银行暂行章程草案和招股章程草案；并暂先推举孔祥熙、宋渊源、钱永铭为常务委员。孔、钱就任后，通电社会各界进行招股。但囿于当时二次北伐正酣，国家财政紧张，经济形势亦不乐观，政商界均无力独自筹办，故而采取官商合办形式，以示国民一体，同心抵制外货，发展国家经济。 　　相比筹委会迅速出台国货银行招股程序、招股章程及招股说明书，招股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后，招股实际工作却步履维艰。这种局面固然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尚未真正稳定，民间商人去害保利的本能使其在投资方面较为谨慎有很大关系，而官商合办模式在晚清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已经被利益为上的民间商人团体所摒弃。反观此时私营商业，尤其是银行金融业发展迅猛。当时社会环境下，但凡有一定的资本和社会关系，投资银行基本上可稳获高额利润。“五三惨案”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情感没有使得这些民族资本家冲动投资。在国货银行筹备过程中，他们作为商股一直持观望态度，密切关注着官股持有者国民政府的承诺与行动，且对官股文件和行为持谨慎态度。 　　为打消这种疑虑，1928年8月，中国国货银行在招股说明书第二条中明示了官股义务和权利：“国民政府为提倡招股起见，首先认提倡股一百万元，并于招股章程第二十一条内订明‘政府提倡股须俟民股分息后，仍有盈余，方得付息’。”纵使如此，商股的重要组成上海各商业团体及国货大同盟会等依然心存疑忌，他们请求国货银行筹委会转呈国府，准予在江海关税款项下按月划拨5万元为中国国货银行保息专款。同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了这一提案。在此情况下，商界人士对国货银行性质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希望实现国货银行真正商办性质的倾向较为明显。10月2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冯少山等人在呈财政部公函中，明确表示：“查国货银行为振兴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