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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所遇到的一部分阻力，来自对诸如文化产权的公益性与经营性划分、废除单位制与坚持“四个不变”原则的统一、改革中的“分蛋糕”与“做蛋糕”、“管办分离”改革分寸的把握等难点问题的认识分歧。文章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一家之言，以做深入探讨之铺垫。 　　文化体制；深化改革；思路探索 　　文化可以是多元并存的，但文化体制却只能是统一实行的。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虽然倡导各地创新与探索，但毕竟摆脱不了历史遗产的影响和由这些遗产所决定的选择。笔者探讨的问题也许带有许多共性，然而正由于此，它对区位化改革而言才有其策应的意义。 　　 　　1、关于文化产权的公益性与经营性划分问题 　　试点城市大文化系统(含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改革逐渐由内部分配制度的单项改革转入产权重组、人事分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改革实验阶段，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总体指导思路还是明晰的。不过，在许多疑难问题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的是不同文化单位“公益性”含量的判别问题。一些单位总是强调自身的公益特性，不愿进经营性行业的笼子，说到底是惧怕政府财政对其完全“断奶”。我们认为，关于公益性与经营性的行业划分，虽说中央已有一个实验性框架出台，但简单硬性的行政划分并不能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文化生产投入产出机制。即使一些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等)被划进新拟定的事业单位范畴，维持差额拨款甚至全额拨款，但在传统的拨款方式(基数加增量微调)下，这些单位的文化生产仍不会走出紧运行状态，因为决定这种拨款方式的政府信息有限程度和文化单位“财政投资幻觉”(即认为政府投资可直接形成文化生产力，中间不存在制度性“渗漏”的感觉)都依然如故。应当指出，影响政府对相关文化资讯获取程度和打破“财政投资幻觉”的主动权始终操持在具体的文化单位手中。这样，文化单位在资源和经营权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把内部管理失效的责任模糊化。这里的关键是，这些公益性文化单位没有能力和积极性去获取由市场分配的资源，因为它们的专业特性使其文化产品很难成为私人物品或为排他性目的所用。在先赋性产权收益差异(指文化部门甚至其中单位间的劳动分配上所出现的天然差别，它与各单位间的产权收益有关，而与其间个人劳动的努力程度则没有关系)长期存在并越来越大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单位的员工在文化生产中就难以保持创新动力。 　　我们认为走出上述困境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缩小公益性产权与经营性产权之间先赋性的收益差距，使公益性产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相关调查给我们的启发是，在广电和新闻出版单位中，媒体与广告、印刷、发行等部门所做的公益性与经营性业务分离并未影响它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参与市场资源的分配。这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应的资产组合，公益性产权与经营性产权的先赋性收益差异就可得到有效的抑制；当公益性产权与经营性产权在分离过程中又保持一定的结合时，拥有公益性产权的主体就会在没有市场排斥感的精神状态下激活生产创新力。在产权改革中，某市一些文化小系统做了许多打破文化资源“单位化”定制的工作，如把有线电视的企业网络收编入全市区域网络。这样做在经济技术上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产权安排上并不算(帕累托)最优，它只是把资源的“单位化”变成了“部门化”。相反，在该市的一些乡镇中，广电与文化合并在一起，广电所获得的市场收益的一部分可大大缓解文化投入不足的困难，使两方面的文化生产都充满活力。也许这个事例所列举的产权安排不见得完善，但它至少给了我们改革事业制财政拨款方式的一种思路。假如我们将扶持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款项不直接划拨给它，而是作为资本股金投入到其他具有较大市场收益势能的文化单位，让图书馆作为非控股单位参与共同体产权分配，同时将图书馆聘用代理人的质询权转入共同体，那么图书馆就不但在与共同体的相互监督中获得了争取事业发展的商业资源，而且还会平抑双方间不同产权先赋性收益扩大的势差。 　　按这种思路尝试寻找突破口，虽然一时会打乱事业编制与产业实体间的行政划分框架，但最终却能为组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实现多媒体经营和跨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2．废除单位制与坚持“四个不变”原则的统一性问题 　　前一阶段，一些地方在一部分生存与发展困难的文化单位推行了“法人买断资产，职工买断工龄”(笔者认为此提法有误，另文批评，这里仅引用原意)的改革，不仅使这些单位由事业转换为企业，而且将其员工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由于这一改革从根本上毁坏了已实行几十年的单位制架构，因而在当地文化大系统中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巨大震动。在人们(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早就习惯以“公家人”身份所组成的利益圈子(体制内)生活后，突然让他们面对将在一夜间骤然失去“公家人”身份保护的严峻现实，以致其产生的社会心理障碍应在预料之中。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