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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现 代 设 计 艺 术 学 院 论西方科技与中国科技的交汇 专业：12级室内设计一班 学号： 20121100401 姓名： 陈 涛 论西方科技与中国科技的交汇 中国科技从领先到滞后，中间经历了明清之际二百多年的过渡期，时间大约从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诸多因素制约，最终未能抓住追赶世界科技的机遇，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做出总结，也值得各种认识彼此争鸣。 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明清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虽试图迎头追赶，整体还是逐渐落后。中世纪神学思想的统治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文化落后，思想愚昧，是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正是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宗教在世界广大地区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文艺复兴”名义上是为了恢复古典的文学艺术，实际上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借此名义来发展科学技术，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终于解放出来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西方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利玛窦进贡的《万国图志》和庞迪我奉命翻译的“西刻地图” 葡萄牙人阳玛诺有《天文略》汤若望有《远镜说》比利时人南怀仁有《坤舆图志》康熙与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德理格合著《律吕正义》，反响不小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３０００年的历史。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２４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以进行历法改革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２００多年了。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１７６０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１７４４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律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清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