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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冲击与反思 　　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各种不同文化服务于社会发展，从而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首先出现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场课程改革成为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的开端,这场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教育界，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引发深远的影响。 　　当前，“地球村”的国际交流架构早已形成。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在每一个国人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怀疑、质问、比较、膜拜、思考以及思考后的回归。从饮食文化肯德基、麦当劳的泛滥，到愚人节、圣诞节等各种洋节的盛行，以及好莱坞大片以无法抵挡的凶猛气势占领中国市场，中国文化正悄然地发生变化，中国的教育也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思考与探寻着自己的出路。 　　有人说：中国教育培养不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人才，只能驯化出一批标准的“庸才”。中国教育怎么了？回顾我们祖先璀璨的五千年历史文化。司母戊大方鼎、四大发明、地动仪、浑天仪，可堪与世界任何国家文豪比肩的李白、杜甫、苏轼......我想，如果当时就有诺贝尔奖，中国能折下此桂冠的人绝不在少数。现代的知识分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千上万倍，但有几人具有当时人们普遍都有的自由创造精神？当前，在中、高考一纸定乾坤的考试制度下，人们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中国教育逐渐趋于僵化与八股，弊端日益显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尝到的是感受到学习的艰辛与痛苦，即使成绩优秀的同学也时刻警惕着别人的超越。不少教育工作者也曾尝试着突破与创新，但终究是戴着镣铐的舞者。教育者常常抱怨能灵活处理问题的学生太少，但却在施教的过程中没办法培养学生自主思辨与灵活应变的能力。 　　陶行知早就深刻指出：“中国没有‘学校’，只有‘教校’”！在“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氛围下，中国教育体制正向一种畸形的方向发展。教育者美其名曰：“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将来的前途。”实则不自觉地成为残害学生性灵、个性自由发挥、创造力的“刽子手”。在强大的升学压力下，知识学习的不断提前，有如揠苗助长般地恶性向前。小学学前班、初小衔接班、名目繁多的提高班，让家长与孩子在汹涌的竞争浪潮中不得不寻求一叶扁舟。这种教育模式严重削弱了全民族的怀疑精神、创造精神，磨灭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埋葬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而此时，西方的学生正在快乐、自由的成长。中国学生只须花十五分钟就学完的物理学定理，美国的孩子也许要花上一整周，不是记忆，而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演算公式，总结并论证定理从何而来，如何产生。这种自我探寻的过程，有如快乐的探险同时也是对人类知识的尊重。溯古千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儒雅的孔子与围坐在侧的学生共谈理想，宽松的交流气氛，怡人的景色，子路等学生各抒己见，各谈理想。孔子并未对学生的理想做直接的评价，但可以想见微风吹拂的早晨，有人思考，有人弹瑟，有人清谈，美好的遐想与神思在天宇中回荡、交织、碰撞，是何等的美妙。人的性灵得以解放、思虑得以飞扬，这便是千年的孔子告诉我们“如沐春风”的教育方式。为什么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生活的变迁，我们的教育却走向了万劫不复与千夫所指呢？ 　　最关键的，就是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抵制了各种先进文化思潮，与多元文化的发展格格不入。要改变这种状况，我想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一是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取得突破。清代龚自珍《病梅馆记》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隐射了当时教条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反思现在的中国教育体制，包括用人、评价人的方式，不也正朝着“病梅”的曲态方向发展吗？我想改变的不应是某个教育者的个体，教育者“刽子手”的身份是迫不得已的，他们也是受害者。改变的根本应该是中国教育选拔人才的方式，及评价学校质量、老师好坏、学生优劣的方式。如果简单地与学生成绩挂钩，与升学率挂钩，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现状，减负只能是一纸空文，反而有时会更加变本加厉。二是公民素质教育必须取得突破。龚自珍在《已亥杂诗》曾近写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让符合中国国情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生根、发芽、滋长，这才是荫泽千秋万代的大业。要在各级学校中扎实开展公民素质教育，重视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创新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道德和心理素质，逐步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平等、诚信、守法、自强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环保意识、国际观念，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三是教师自身素质建设必须取得突破。教师的世界观、价值观渗透在其所教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体现在师生交流交往的具体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感知和接受信息的态度、方法、取向。所以，必须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要创新观念，积极地用新的教育观念取代传统教育观念；要储备知识，进一步拓宽知识层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