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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疾病预防与控制法律制度 浙江教育出版社《卫生法学》 主编 沃中东 第一节 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 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传染病防治法》第一条：“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制定本法。” 人体健康是传染病防治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法律精神渗透于所有具体法律条文之中，它是理解具体法律规定的钥匙。 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这一法律精神，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 历史上，每次恶性传染病暴发都使人们陷入生与死、安全与自由剧烈冲突的极端境地之中。这个时候，人们如何看待疾病、如何对待健康的人与染病的人，透露出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 一、消极隔离 这是指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而隔离传染病病人却忽视对其救治的做法。 在历史上，很多恶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在抗生素等有效药物被发现前，几乎都是让人束手无策的凶症。这是消极隔离的技术原因。此外，还有不同的伦理原因。 1．鬼神之说：罪恶与惩罚 用超自然因素解释传染病暴发有悠久历史。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记述：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不敬祭司，收赎礼放逐祭司爱女，激怒太阳神而遭其降下瘟疫。 《圣经》描述：埃及人阻挠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而遭上帝撒下兽疫、浓疮。 中世纪，欧洲人普遍相信，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是更高力量对人们罪恶的惩罚。 19世纪，许多苏格兰牧师认为接种天花疫苗是“力图阻挠天罚” 。 我国传统社会有类似观念，清代江南，“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的说法很流行。 2．道德原因：懒惰与堕落 人们懒惰、堕落的生活方式，是传染病滋生蔓延的温床。这是传染病发生的道德说。 古希腊人认为，健康是一种德性，要拥有它就要合乎自然，节制是顺乎自然的美德，放纵是违背自然的恶习。 我国传统社会推崇“天人合一”思想，人要健康就必须与大小宇宙（环境和自身）保持和谐，过度与放纵的生活都会招致疾患。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者，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黄帝内经） 这有着深刻道理，但从之有时也是需要条件的。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在先后遭遇天花、霍乱等瘟疫中发现，疫情往往开始并最严重地肆虐于城市贫民窟。对此，英国近代公共卫生倡导者查德威克探究了贫困与疾病的关系，他认为懒惰、堕落行为以及道德败坏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而贫困很容易导致疾病。1838年，他在参与调查了斑疹伤寒最严重地区后下结论：高发病率主要是由于肮脏习惯和醉酒造成的。 这种单纯从个人生活方式而非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多重因素分析健康与疾病的观念，给病人蒙上了一层道德负罪感。 3．利益衡量：病人无用于共同体的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医学与健康的关系。他认为健康包含心灵与身体两部分，分别依靠音乐教育和体育锻炼来实现，医学只起辅助作用，它只治疗局部疾病，而不治疗严重全身性疾病的人。“对于体质不合一般标准的病人，他（名医：阿斯克勒比斯）则认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好处。”“对那些身体不健全的，城邦就让其死去。”因为这种人不仅不能尽公民义务，还会产生体质同样糟糕的后代。 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消极隔离在历史上常有出现。 （1）血腥迫害 846年，入侵法国的诺曼人遭遇天花，其首领悍然下令，杀掉所有病人及其看护者。 1348年欧洲暴发黑死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成为使上帝息怒的替罪羊而被杀死。 （2）惊慌逃避 修昔底德笔下的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为人们害怕去看病人，病人即因无人照顾而死亡；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1348年佛罗伦萨黑死病，“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 中国传统时代，民间对付鼠疫的一般方法只是逃避。 （3）严格意义上的消极隔离。 1347年，面对凶猛袭来的黑死病，威尼斯任命三名官员负责监督并驱逐受感染船只。 1377年，拉古萨城扣留来自疫区的人30天，后来扣留期限延至40天。 “quarantine”（隔离）一词由此而来。 1518 年，英国开始在城市推行隔离病人措施。但当时政府认为隔离病人是其责任，而“给这些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和必须的食物就不知道是谁的责任了。”（37） 二、积极隔离 积极隔离：为防止疫病扩散而隔离病人，同时把救治病人作为必要目的的隔离行动。 1．怜悯与关爱：慈善式积极隔离 这是出于怜悯与关爱而积极救治病人的隔离措施。慈善的事，做了，值得赞扬；不做，不受谴责，起码没有法律责任。中国传统社会的隔离措施属于这一类。 （1）隔离救治病人主要由民间力量承担。如，清康熙四十九年，长洲人顾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