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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滕大春 解放初期，高校讲授外国教育史曾采用苏联教本；只用极少量的英美教材补充。60年代之初，我参加编写教育部主持的外国教育史教本，补充的英美教材增加，但基本精神仍旧。其一，我感到过去的教材曾失之于“左”。苏联教本在论述政治性和阶极性方面，有可取处，在学术分析和评论方面却有不足。1987午4月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社召开讨论会时，谢苗诺夫人等专家的发言，道出我当年的感想。他们说苏联从30年代开始，哲学在官僚主义气氛，走上“简单化”和“粗陋化”的道路，以致“教条式的引经据典占了上风”，哲学研究失去了独立性或个性。一方面，“看风使舵的性质强化了”；另一方面，在研究外国资产阶级科学思想方面，最时髦的方式就是“揭露”……甚至连爱因斯坦也不曾幸免”。如今苏联学者希望“把烦琐哲学、诡辩术、本本主义和无个性从哲学中驱逐出去”。因为“多一些辩证法就意味着多一分马克思主义”！（以上引语见《光明日报》1988年8月22日“苏联哲学家在想些什么”）这些论断应用在与哲学有血缘关系的外国教育史的教本上，是相当允当的。 其二，我感到过去的教材还失之于“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参加和主编两项教材，一是60年代着手编写的《外国古代教育史》（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外国近代教育史》（198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1989--1994年出版）。就这两项工作而言，同志们的思想比以往解放了；但数年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并不是粉碎清规戒律就能写出好书，现今特别迫切需要的是像生产部门快速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一样地快连引进其他国家教育史研究的精湛成果。国外教育史家近40年的努力结果是丰硕的，而我们由于过去封闭型的治学环境，中外教材的差距遂很明显。邓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说：“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教学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代的先进水平”不待言，我们必须借助他山之石，赶快给外国教育史课本输送新鲜血液。 据我所知，国外新著颇有可资参考借鉴者。以鲍义（James Bowern）所著《西方教育史》为例。该书共三大卷，内容丰富，论点多有卓识。著者自己曾以此书和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编著的〈〈百科全书〉相比。他说狄德罗的巨著是历时15年之久完成的，《西方教育史》也是几年心血的产物；狄德罗是37岁开始编著工作的，他也是从37岁着手撰写的；18世纪的法国是天翻地复的，但20世纪比那时的法国更加天翻地复。弦外之音是该书乃不朽之作。他认为搞历史离不开占有文献，同时也离不开现场调查和科学钻研。他曾长期到地中海一带以及西欧、北欧、东欧、美洲、亚洲等地。他流览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观察各地的历史遗址和遗物，访问各地专家和学者，认真地搜集和核实史实和史料。该书所用资料的准确度和覆盖面的广博度，均为以往和当前其他教育著作所无有。它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而且对于重要的教育演变、教育人物和教育理论，阐述得详尽而细腻，点燃了读者的求知兴趣，极能引人入胜。我敢确信这些新著若能真成为我们革新教材和编写新著的参考依据，将来的教本必会面目焕然一新。 其三，多年来由于思想“左”和资料“旧”，外国教育史的教材便流为内容“窄”而“空”。良好的教本，应该针对以往教材的弱点来逐一克服。 首先，外国指世界而言，外国教育史不同于西洋教育史或欧美教育史；而且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西方而发达的；所以教材要兼顾东西。近年在欧美学者所著西洋教育史中，无不在讲希腊教育以前，大讲东方古代教育。古德（H．G．Good）在《西方教育史》中讲述两河流域教育和希伯来教育。佛罗斯特（S E Frost）在《西方教育历史和哲学基础》中，分别讲述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城和黄河流域的古代教育。鲍文在《西方教育史》的首章讲述两河流域古代教育，次章讲述埃及古代教育。甚至在更早出版的孟禄（P．Monroe）著的《教育史》以及埃碧（Frederiek Eby）和爱尔伍德（G.H.Arrowood）合著的〈〈古代和中世纪教育史〉〉中，也先由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讲起。我们东方国家的外国教育史教本对此更要予以足够重视，不该蜻蜒点水，挥笔而过。再则，古代东西方教育的发展大都和宗教有关，过去偏重讲述基督教教育而忽视佛教和伊斯兰教教育，也是破绽。因为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并界并称的三大宗教，而且在教育上都是影响广远的。如今人们愈来愈加认清世界教育的萌芽成长和发展演变从来就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是多样性的而不仅是希腊、罗马一个模式和—个类型的。因此，教材必须突破历来以欧洲为中心和以欧美为范围的结构，以求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 其次，教育史要表述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如果仅以阶级斗争力纲，把一切皆硬套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公式中，就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