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援助的迁西模式看我国农村法制建设 - 北大法律援助协会.docVIP

从法律援助的迁西模式看我国的农村法制建设 王佳明 依法治国、建设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现阶段公众认知程度很高的一项基本国策，法治国的理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尽管每个人对“法治”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可能还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加强法制建设避免或者解决那些在以往生活中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或者纠纷，从而实现家庭、社区进而国家、社会的秩序和效率。 法治是我们的理想，但法制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对于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艰巨性和实现途径，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各种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笔者在此并不想做更多的阐述，只是想以自己所进行实地考察的迁西农村社区为样本，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人为因素在法制建设进程的作用角度作一些分析，希望能够对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法制建设有所添益。 法治理想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立法以及法律能够得到良好的执行，又可以理解为完备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公众法律意识，其核心是制度与人的相互关系。那么，是先有了“良法”的规制和劝诱才有了“良民”，还是“良民”创制了“良法”呢？在我国这样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下，存在统一适用的良法吗？公众良好的法律意识应当是而又实际是如何产生的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作为北京大学法律援助协会暑期赴迁西社会实践考察团的一员，对被河北省妇联命名为“迁西模式”的迁西县妇女法律援助状况进行了实地走访，获得了很多单纯从书本、课堂无法获取的体验和启发，总结出来与大家分享。 迁西模式概述 在正式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迁西县和法律援助的迁西模式以及考察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迁西县是河北省唐山市辖的一个山区县，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全县以板栗为代表的林果资源和以金、铁矿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为主要经济支柱。法律援助的迁西模式主要指的是迁西县妇联以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为宗旨，在县（迁西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乡镇（17个妇女法律咨询站）、村（417个妇女普法联防小组）三级建立起的广泛、稳固、多层次妇女法律援助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实现了妇联维权工作由呼吁型维权向依法维权的转变，在实践中也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这次实践考察，由北京大学法律援助协会发起组织。考察团成员均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主要由法学院学生组成，包括硕士研究生、知识产权双学位学生和本科生等。先后分四次，共计40人次，在当地开展了合计为期30天左右的实地调查，先后选取了县（县政府、人大、法院、司法局、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乾伦律师事务所）、乡（太平寨乡和上营乡）、村（小黑汀村、青山口村、大堡城村、董家口村和上营村）三级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主要通过定性的访问调查方式对迁西模式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 在调查中我们认识到，法律援助的迁西模式对于我国广大农村的法制建设而言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是一项符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沿着前面曾经提到的思路，很自然的会对于这项制度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制度是如何产生而又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人为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兴趣，笔者选择了几个侧面试着对此加以分析。 法律知识有必要吗？ 看到这个小标题，一定会有读者流露出不屑的情绪，在现代社会，难道这还是一个问题吗？的确，在这次到农村的实地调查之前，我也是一个醉心于法治理想的法学院学生，认为具备法律知识或者说懂得法律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素质，而且还很为自己已经掌握的一些法律知识而沾沾自喜。但在接触到农村中的基层法律实践活动之后，我对于自己由于具备法律知识而产生的自信受到了打击，发觉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似乎很难在农村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找到合适的落脚点。除去对农村生活陌生所带来的不理解之外，我们经常会面对应当合理还是合法、应当恪守程序还是遵从实体效果的困惑，在实践中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具体纠纷的解决还是国家法律得到适用呢？如果以前者为目的，对于裁判者而言需要的更多的是公正的信念和足够的权威而并不是法律知识的丰富程度，对于村民的具体纠纷，高等院校法学院的高材生并不比可能不具有什么文化的农村治保主任具有威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这种状况，可以引申出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治保主任是国家行政权力在基层的化身，其权威来自于身份，在村民心目中，得到村治保主任的认可就等同于得到了国家政策、法律的认可；另一方面，具备法律知识并不是在乡村（至少是在当地）形成权威的必要条件，其作用的程度是与基层实践对法律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决定的。举两个实际的例子：其一，在当地，车辆、房屋的买卖往往并不到有关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是与国家法律的要求是存在明显冲突的），发生纠纷往往通过调解方式加以解决，而且一般会承认买卖的有效性。其二，一旦在村里发生治安刑事案件，治保主任是绝对无权加以处理的，一定要及时汇报到公安机关。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国家的刑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