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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教育新动向 德国职业教育与工商界紧密合作具有悠久传统。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德国有近60%的青年接受双元制培训，学生每周在企业实习3～4天，辅之以职业学校实用理论的教学和普通教育，它确保了学生的高就业率，超过95%的培训人在毕业后首次就可以在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大学与企业界的合作因里斯本公约和博洛尼亚进程的推动也日益紧密和增强，业主和教育界的代表定期举行各种会议讨论就业市场的需求，行业协会在高等教育立法和制定政策时发挥重要作用，大学校董会有更多工商界的代表参与。 在博洛尼亚进程框架内，提高就业能力已成为德国各级学习计划的中心目标。在编制学习计划时，大学和经济部门的代表进行协商从一开始就考虑企业就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对资格证书最低要求的标准。在某些课程领域和一些具体专业，公司代表帮助评价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渗透的趋势更加明显。 课程计划要强调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保证学习者的就业能力。在德国，一种新型的学习项目即大学学校科目学习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高等）双元制计划在迅速发展。 2007年，德国有249所高等学校和24000家企业合作开设了675个（高等）双元制学习计划，学生毕业后可以同时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书。大学和企业公司职员的交流与流动也加速了知识的转移，促进了合作伙伴关系的相互理解。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年第6期　周满生　文） 中职生就业把握三大关系 山西职业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仲安撰文认为，新形势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切实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在办学机制上，要处理好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企业是需要人才的地方，两者之间是一种供求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合作的前提是公平公正，关键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分歧是用人的待遇与权益保障，合作的主导作用取决于人才质量的优劣。校企合作要找准结合点，在信息交流上，让企业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让学校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文化和生产流程、新业绩、新方向等；在资源共享上，企业家为学校提供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实践机会，学校让企业参与学校的课程设置等；在人才培养上，学校可以派教师到工厂体验企业文化；学习技术技能，企业也可派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指导授课。同时，要建立合作长效机制，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规定，用制度确定下来，规范双方的行为，以保证合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学生培养上，要处理好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的关系。在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过程中，职业知识是基础，职业技能是手段，职业素养是灵魂，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职业技能是展示职业素养的重要载体，职业素养是提升职业技能的核心动力。没有较强的职业素养，就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 在就业保障上，要处理好送出去与留得住的关系。从学生到工人，从学校到企业，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一个角色转换和环境适应的过程。如何让每一个学生走好这个“人生的跨越”，需要学校和企业共同关爱和呵护。学校要帮助学生度过这个心理适应期，企业要解决好学生独立运用技能的“断奶期”，从而使学生迈过这个坎，实现自理、自立、自强。 学校与企业在学生工作实践中，都要降低工作重心，降低管理重心，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着想，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 （《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日） 职业教育发展期待三大突破 理顺管理体制，打破条块分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协会副会长俞仲文表示，希望有一个和谐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而不是目前的“自成体系，各自为政”。 俞仲文引用了ＯＶＴＡ（海外职业训练协会）近日公布的调查，调查直陈中国职业教育的缺陷：政府把职业教育当做“二流”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 俞仲文建议把高职院校的管理由高教司划到现在的职成司，或单独成立高职司。同时，妥善解决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教育管理的业务重叠问题，避免“部门打架，殃及职业院校”的现象。其次，在调研充分的前提下把两个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归由一个部门统管。 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也认为，现在多头办职业教育，没有一个统筹的机构进行管理，为此他建议建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和劳动就业委员会”，来统筹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行业的职业教育。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邢晖强调，面对当前条块分割现象，建议块与块（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之间统筹协调，但这个统筹不等于合并和转移，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在条（职业教育系统内）的方面，重心下移，高职要发挥省的作用，中职要发挥地市统筹，在发达地区可以考虑发挥县市的统筹作用。 增加职教投入，保障经费到位。朱永新透露，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职业教育经费总量增加了不少，但职业教育的经费占总的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下降。“要知道职业教育的成本通常比普通教育要高２～３倍，这意味着增加职业教育经费还有很大的空间。”朱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