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都市圈方向发展.docVIP

《向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 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中国经济也将脱离原有的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原有动力消失：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 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国内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国际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但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 国际方面，虽然从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世界贸易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已有清晰阐述。从中期来看，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政府与居民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这也会大大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由此，未来至少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 国内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了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这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多数人口不能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就不会再有像本次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十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1、绕过分配环节带来两大难题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开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这样做的结果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的根本矛盾不会消失，压了钢铁和水泥产能，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同样的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实际上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甚远。所以，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政府目前还希望用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但这不可能大到替代原有支柱产业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且还有市场风险。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问题，还带来了两大难题。一是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压力、投资难挑大梁、消费难以提高等因素，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