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中外旅游关系.docVIP

第二节 近代中外旅游关系 国际旅游关系往往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社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其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能较小，但其关联效应大，因此是近代中外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本节以1879—1928年资料为主对近代中外旅游关系中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人数长期变化趋势，阶段性、季节性变化趋势，近代中外旅游主要客源国 地 、目的地，中外旅游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近代中国涉外旅馆及旅行社的产生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最后对近代中外旅游关系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归纳出近代中外旅游关系的特点。① 一、近代中外旅游需求的基本变化 19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中国已经被迫开放，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还基本局限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直到19世纪80年代前期入境外国人的人数都还不到3000人。 整体而言，无论是入境外国人，还是出境外国人数量在1879—1928年间都呈持续上升趋势。1879年出境外国人仅为2884人次，1928年达到56134人次，50年间总共增长18.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6.3%。年入境外国人1879年仅为2894人次，1928年达到62797人次，增加了20倍有余，年均增加6.4%。从外国人出入境人次数增长速度来看，出境和外国人人境人次数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从绝对数来看外国人人境人次数稍多 个别年份除外 于外国人出境人次数，50年间外国人入境年均接近24000人次，而外国人出境年均稍多于20000人次，显然二者差距并不大，说明50年间到中国的外国人停留时间不长，多数属于国际旅游者范畴。 虽然1879—1928年间出入境的外国人次数呈高速增长态势，但在这50年间并不是直线上升的。它不仅表现为阶段性，个别年份还出现负增长 如1880年、1887年、1892年等 。根据1879—1928年出入境人次数的绝对数与增长速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79—1896年共18年的低速增长且出入境人次数较少的阶段。这18年间出入境的外国人人次数分别从1879年的2884人次和2894人次增加至3113人次和3477人次，18年间仅分别增加了7.94％和16.52％，年均增长速度极为缓慢。第二阶段为1897—1913年的17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年出入境的外国人次数高速增长。这一阶段外国人年出入境从1897年的3793人次和4079人次分别增加至1913年的38372人次和31779人次，分别增加9.12倍和6.79倍，年均分别增长53.65%，和39.94%。除辛亥革命前后的1910年、1911年和1913年出境人次数明显高于入境人次数外、其余年份均是外国入境人次数超过出境人次数，这说明有较多的外国人在我国定居。第三阶段为1914—1928年，这一阶段仍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低于第二阶段，外国人出入境人次数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其中1920年最高峰时外国人出入境数分别达到63468人次和80852人次。 以上分析说明近代中外旅游关系中出入境人次数的长期变化趋势。此外，从地域分布来看，外国人到中国的主要地区和城市基本处于亚热带的东南沿海，这可能与这些地区旅游活动季节性不明显有关。更关键的是，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外国人以经商、贸易、宗教和公务为目的，真正休闲观光的很少，这些都决定了近代外国人出入境人次数不会出现明显季节波动。 二、主要客源国 地 和主要目的地 近代到中国旅游的外国 地 旅游者主要源自香港、澳门、朝鲜、日本、俄罗斯，但香港、澳门两地入境人次数并不能完全代表当地入境人次数。根据当时世界航运交通状况，尤其香港、澳门两地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政治意义看，从香港、澳门经广州、福州等地入境的旅客有相当部分是从欧美等地来的游客，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还有一部分来自南洋诸国，因此这两个地区兼有客源产生地和客源中转地的功能。日本、朝鲜、俄罗斯则是典型的客源产生国。除上述主要客源产生地外，英、美、菲律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是近代中国对外旅游客源地。 不同时期各客源国 地 对中国近代旅游的需求市场地位存在差异。1879—1903年香港和澳门一直稳居前两位，尤其香港，一直占全部入境外国人次数的绝大多数，1879年香港入境人数竟然占到总人数的96.7%，即使最低的1902年也占四分之三强。1904年后日本作为客源地的地位迅速上升，当年即取代澳门成为第二大客源地，1908年超过香港成为第一客源产生地，香港退居第二。整体而言，1879—1928年问，中国旅游客源地高度集中，第一、二客源地所占比例之和往往超过总数的90%。 近代外国入境旅游目的地变化与客源地产生国 地 变化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1907年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广州一直是外国人人境的主要口岸和目的地，占全部外国人人境人次数的比例居高不下，最高的1892年达80%，，最低的1905年也占46.8%，。19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