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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新、旧《三字经》的教育指向 盘龙区新迎第二小学 李丙昕 摘要：700多年前，一部《三字经》以其自然流畅的文笔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成为中国传统蒙学教材的翘楚，并跻身于古代蒙学教材“经典”之林，芳泽百世、流传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渴望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更需要新的人文经典，《新三字经》应运而生，高占祥将人们生活的日常行为，以“三字”的形式进行演绎，扼住了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脉搏。两部作品都以“三字经”的形式强化着各自的教育功能，但二者的教育指向是各不相同的。对二者进行比较使其在现代教育中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作用是本文所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旧三字经；新三字经；教育指向；比较；时代精神 《三字经》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厚重和普及，但“凡井水饮处”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余音绕梁。它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沉淀了七百年，无怪乎有人称之为“七百余年的蒙学之冠，中国人皆可吟诵的文化圣经”。作为中国“蒙学翘楚”的《三字经》，从未登上大雅之堂，却在近千年的口耳相传中流传下来，芳泽百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译本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世界儿童道德丛书”。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在传承传统文明的同时，迫切地需要新的人文经典。《三字经》应时代的要求衍生出许多新的、更切合时代气息的版本，如《医学三字经》、《军人三字经》、《生产三字经》等。其中，由高占祥编写的新《三字经》可以说是文化的启蒙、人生的导向之书，同时这本书也是一本现代白话三字经、时代精神三字经、和谐社会三字经。本文选取的与旧《三字经》作比较的正是2008年出版的由高占祥主编的新《三字经》。 一、旧《三字经》的产生背景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三字经》可谓是耳熟能详，“人之初，性本善”那是张口就来，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但现实令人堪忧。更有甚者，近期出版的一本被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连《三字经》都引用错了，由此观之，“《三字经》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1]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教育中有着无法代替的地位，儒家提出要重视教化的作用。所谓“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2]主张通过教化的手段来使国民养成一种良好的道德习惯。而作为基础教育的蒙学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使得蒙学教育染上了承载和传播儒学伦理思想的浓重色彩。 儒学的重要地位使历代思想家、教育家、学者都想在蒙学教育阶段就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于是便常常亲自撰写蒙学教材。著名的一代名相李斯、书法大家王羲之、心学创始人王守仁、学者王应麟等都写过蒙学教材或关于蒙学的文章。诸多蒙学教材中，旧《三字经》以其内容精湛、说理清晰、易于诵读而被奉为经典。然而对其作者却存在着诸多争议。“明代《广州人物传》、《广东新语》和清代《大云山房记》以为作者应是宋末区适子；另有清代邵晋涵认为《三字经》为明代黎贞撰，亦有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之说。”[3] “清朝王相所撰的《三字经训诂》中曾提及《三字经》的作者应为王应麟，这个观点成了有证可考的最早记录。”[4]所以，迄今一般都认为旧《三字经》应为王应麟之作。旧 《三字经》原是宋儒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弟子读书而编写的用于家塾教学用的教材。前人有“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之说。而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为流传的版本则是由章太炎重新修订的《三字经》。它的篇幅并不是很长，仅1145个字，编排上，它形式整齐，三字一顿，连缀成句，隔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儿童喜闻乐见，并且它的内容自然连贯，明白畅晓，通俗易懂，完全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旧《三字经》涵盖了教育伦理、日用知识、基本名物、典章制度、历史典故、勤学故事等内容，在其看似简单的语言背后，其实蕴藏了深厚的教育意义。因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众多儿童蒙学教材中选取了《三字经》作为世界儿童道德读物推荐给世界儿童，这充分说明了《三字经》价值的永久性和普遍性，“其所传达的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5] 二、旧《三字经》的基本内容 旧《三字经》在内容上大致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均有一个独立的中心，整部书一以贯之地突出了“教之道，贵以专”这一主题。第一部分阐明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部分论述教育的内容和顺序，第三部分介绍基本的文化常识，第四部分讲授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和读书的次序，第五部分为中国通史纲要，第六部分强调勤奋刻苦是求学的先决条件。跟其他蒙学教材一样，旧《三字经》以“明人伦”为目的，以“孝悌”为主要内容。伦理道德在其中占有大量篇幅。正如顾静（金良年）先生所言“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