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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现代世界的科技与文化 第29课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素 材 社会主义改进完成后，中共中央适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几百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文艺和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但由于“左”倾错误的持续发展，这一方针未能坚持执行。“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学文化事业遭受沉重打击。改革开放以后，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双百”方针的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针，也是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它是20世纪50年代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来的，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实行“双百”方针的问题。 “双百”方针符合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促进文艺繁荣、学术民主、科技兴旺有重要作用。“双百”方针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学术文化各部门都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文学理论界思想活跃，文艺创作的题材、风格得到拓展，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长篇小说有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展现冀中农民革命壮丽画卷的《红旗谱》、柳青的反映农村艰难创业和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创业史》等；在散文方面，杨朔、刘白羽、秦牧等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等有广泛影响；话剧有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 《武则天》和田汉的《关汉卿》 《文成公主》等；影片 《中华儿女》 《赵一曼》等相继拍摄完成，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学院和团体也相继成立，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 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以及人口学、遗传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郭沫若与范文澜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些学者要中央宣传部决定谁对谁错。但中央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决定。 遭遇曲折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人士被错误地批判，这种政治批判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把学者的学术观点当做错误的政治主张，戴上“反党”的政治帽子。一些爱国、学有专长、仅仅针对国家某些领域的不足进行了“争鸣”的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迫害。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迅速增长。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了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7月他发表《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他的见解被错误地当成“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康生甚至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随着批判升级，1960年，马寅初被撤销北大校长的职务。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导致我国人口生育失去控制的原因之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中， “双百”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破坏。 “文革”盛行“阶级斗争”文艺。 “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 《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 智取威虎山》 《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轮番演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几乎独占戏剧舞台，文艺界呈现出“百花凋零”的局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几乎中止。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文化人士如邓拓、吴晗、老舍、田汉等被打成“黑帮”、“反动权威”，受到残酷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戏剧被斥为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勒令停演；1965年以前拍摄的 电影几乎都被认为有问题而停止上映；大批文化工作者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图书报刊的出版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0143种、杂志790种、报纸343种，到1968年下降为图书3694种、杂志22种、报纸42种； 文学艺术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把“双百”方针当做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再度进发出勃勃生机。 1979年5月至7月，《人民日报》以《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为题，连续发表了《“放”和“争”》《放开手脚，大胆去写》《敢于突破，勇于创新》《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