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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溯源与求解 陈全明 提要：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之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农业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村刻余劳动力存在是直接起因，利益趋动是原动力，更深层地说是中国农民对改革的强烈呼唤。根本的化解办法除加快铁路建设、做好组织工作外，就是要改革旧的城乡隔离政策和户籍、劳动管理制度，改变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缩小城乡差别。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此“潮”来势之猛、声势之洁、速度之快，令人膛目;且每年一度、时间集中、流路集中，愈演愈烈。今年春节前后两个月全国跨省(区)的民工流动总量达2000万人，流向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气角洲、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一时间，交通、用工、环保、治安诸系统都拉响了警报，面对空前规模的候鸟式农民流动，不仅防范、疏浚的措施与体制尚未形成，而且全社会心理准备严重不足，其影响波及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全面变革的要求。 一、追本溯源、“民工潮”从何而起 将“民工潮”简单地概之以“盲流”，未免太失偏颇。“民工潮”的潮起决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世界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这种转移完成之时，就是现代化到达之日。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均不超过10%，9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其它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从而大大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生产力水平提高。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的演化和升级，拉动了农村和内地民工向城市和沿海的流动。农民自发地离土离乡，寻找非农产业就业岗位，是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进化的结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民工潮的直接起因。目前在我国国民经济产值构成中。工农之比已由建国初的3 ：7转化为8：2，而城乡人口比率却凝固在2：8上达近四十年之久。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消除了大量的无效劳动，于是长期沉淀下来的、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明朗化。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正在急急地叩响气城乡之间封闭和分割的就业大门。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近4. 5亿，以1957年劳均耕地推算，至少有2. 7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虽然乡镇企业和其它非农产业吸纳了1亿劳动力，仍有1. 7亿左右的农民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样，亿万农民走出黄土地，进城务工经商，加人到城市建设的大军之中，成为“民工潮”的主体。 利益驱动机制是“民工潮”的原动力。人力资源由边际生产效益低的地区向着边际生产效益高的地区流动，由收入较低的产业部门向收入较高的部门流动，是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边际收益的差异性所决定的。长期以来.农业比较利益过低，工农产品剪刀差拉大，决定了城市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其强大的心理拉力。农民种田务农和外出打工边际收益的巨大落差，发达地区和城市的较高收入以及市场信号的诱导，使这种心理拉力不断强化，于是强大的“民工潮”洪流。以“开闸放水”之势冲入城市，冲向发达地区。 与此相应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与城市的就业需求的一致性，为“民工潮”的兴起找到了注脚。多年来大锅饭、铁饭碗导致城镇居民“贵族”意识加深。苦、脏、累、险的行业和收入偏低的岗位如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行业就业缺位，恰好由农民替补。 从更深层次来看，“民工潮”现象是中国当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涵在亿万农民身上的必然显现。当前，农民以寻找就业机会为直接目的的自发的大规模区域流动，冲击着多年来我国形成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锁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并以强劲的就业竞争势头对城镇就业制度和用工制度形成强大的压力。由此看来，“民工潮”其实是一种“改革潮”的折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和择业权，突破了将农民隔在农村、捆在土地上的旧体制;而城市改革开放，在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的同时，也松动了城乡劳动力封闭的旧格局，为劳动力流动注入了活力，形成了城乡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雏型。“民工潮”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初步实现了城乡通开，促进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组合。传统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格局终被打破，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封闭的结构变成了开放结构。中国农民这一重大举动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是中国农民对改革的强烈呼唤。 二、求医问药，“民工潮”如何化解 “民工潮”引发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