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反思.doc

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80 年代美学文艺学两大主流话语——“主体性”与“向内转”——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 从知识的谱系看,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的知识型与话语型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 尤其是康德的哲学与美学; 而从文艺学知识场域与其他社会活动场域, 尤其是政治场域的关系看, 80 年代文艺学美学热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深刻、内在的勾连, 它们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性”思潮秉承康德的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的思想, 但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却是当时人道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 它的具体政治文化力量在于对改革前的专制主义的批判;“向内转”把对于美学文艺学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 与对于四人帮“工具论”文艺观的否定结合起来, 因而同样具有非常具体的批判意义。随着90 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进行与加剧, 上述两种话语正在陷入危机。主体性理论虚构了一个无差别的普遍主体以及审美活动“规律”, 无法解释90 年代主体及其文化活动多元碎裂的事实; 而美学文艺学的自主性诉求则被导向对于90 年代新的审美与文化活动的盲目拒斥。如何面对90 年代的文化现实, 使这两套话语在转型中新生, 从而建构新的文艺学美学话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任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80年代的人文科学热, 已被90 年代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 热所取代; 与此相应, 80年代那套普遍主体、自由解放与科学主义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激动人心。对此, 很少有人做认真的学术分析, 尤其是反思性分析。我这里所说的“反思”主要吸收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方法。本文力图从反思的角度表明,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在90 年代的遭际不是从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内部, 或通过对80 年代美学文艺学具体知识的逻辑关系的梳理即能充分解释的,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性检讨。为了对“反思性”的方法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先介绍一下布迪厄社会科学反思性的基本含义。（1） 一、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布迪厄与华康德( I#8226;W acquant) 合著的《反思社会学引论》, 可以视做布迪厄社会科学思想的入门书。在布迪厄看来, 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它首先意味着分析者“将他的分析工具转而针对自身”, 即“一种对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 以及对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2）,“想要实现反思性, 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 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3）这就是说, 反思意味着: 用研究者所用的方法来对于研究者本身进行反思—— 一种类似“自我清理”的工作, 包括对知识的生产者对于自己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反思。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 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具有反思精神的社会学家必然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 一种“反过来针对自身”、“自觉地自我指涉”的能力。他(她) 清楚地知道这种以自己为对象的反思性思维是一种自觉的学术研究的必须条件与特定形式, 而且也是知识有效增长的必要前提。在这里, 社会学家的自我是反思性的关键, 因为他(她) 既是反思的主体又是反思的对象。 在布迪厄看来, 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自我时, 首先必须要勘定他“在学术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因为他(她) 的研究(即知识生产工作) 必须要受制于这一位置; 其次则是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前者要求分析研究者本人(知识的生产者) 在知识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 后者则要求打破知识场域与非知识场域的界限, 在不同场域的关系中思考知识的生产问题。（4）从以上与研究者本人相关的因素来看, 导致社会科学家的“观注点”模糊不清的是三种偏见。第一种是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与社会标志(如阶级、种族、性别等)。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偏见, 因而也比较容易通过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 第二种是研究者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5）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学家的视角像其他所有文化生产者一样,总是在某方面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 在这个场域里, 学者通过他与其他某些对手之间的差异与距离, 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关系的方式来确定自己。”(6)就是说, 一个特定的研究者在一个特定的学术场域中总是处于特定的位置(特定的知名度、资格、资历等) 并与别人处于竞争性的关系中; 第三种偏见是“唯智主义”的偏见, 这种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 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 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7)这是一种以理论逻辑取代、化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