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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间慈善发展及其现代启示 2009-06-16 11:12:54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6 条 手机看新闻 从1876年到1879年；重灾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使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据记载在旱灾中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近代民间慈善发展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近代社会，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府为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无心也无力顾及黎民，使民间慈善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加之西方慈善文化的影响，近代的民间慈善不断发展，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近代社会，近代民间慈善是在继承传统慈善和学习西方慈善基础上，对慈善的初步探索，对于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近代民间慈善的基本情况 近代慈善与旧式慈善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旧时慈善多为官办慈善，慈善之外兼有社会控制功能，宗教性、宗族性特征明显，虽有长期性机构和临时性机构之分，但多以临时救济和荒政(在遇到荒年时所采取的救济措施)为主，而近代慈善民间慈善团体和民间慈善家队伍有了空前发展，与宗教性特点明显的外国传教士和外国绅商举办的慈善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具有非宗教性、非宗族性、持续性、志愿性特点的现代慈善萌芽的慈善形式，工商业人士在慈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仅就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民间慈善在赈灾中的表现以及民间慈善的国际化发展做一说明。 (一)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 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6年年底的统计，从数量上看，全国29个省市总共有救济机构3045个，其中私立的有1011个，约占1/3。1948年的《中国年鉴》披露：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者1969个，占47%强(以上数据来源于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64页)。 民间慈善团体的充分发展还表现在对赈灾工作的积极参与。仅在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荒赈济中积极参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这些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从数量、慈善资源、社会作用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官办慈善机构，成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这些慈善组织在重视救济的同时，还对贫民进行文化教育，使之获得生存之计。进入20世纪后，在“养教并重”、“救贫于亡然，不如防贫于未然”的慈善思想影响下，在一些学者的大力宣扬倡导下，各慈善团体纷纷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对民众之根本救济。以辽宁奉天为例，民间慈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一些教养工厂其教养对象不仅为普通之贫民，还包括无业之游民，“教以浅近工艺，分缝纫、洗濯、纺棉、鞋底四科……一年毕业期满出厂，自谋生计”，此外，同善堂还在辽阳、铁岭、丹东等地设立了一些分厂，对于提高人们之智识，辅助人们之生计起了巨大作用。虽然此时民间文化教育及辅助生计的慈善事业发展还十分有限，但是它使得一些贫家无力就学的孩子有了求学的机会，也使得一些贫民、游民有了一技之长，获得了生存的本领。 在慈善组织发展中，也出现了一批慈善家团体。浙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湘商沈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以及后来华洋义赈会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日章、唐少川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沈敦和、施则敬、任凤苞、吕海寰、吴重熹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已经按照专业化的运作模式有了明确的分工。如浙商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分别负责募捐、司账、转运、放赈、查赈等环节，既各司其职，又和衷共济，密切合作，作为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初具规模。 (二)民间慈善在赈灾中的表现 民间慈善在赈灾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清代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华北大旱灾的赈灾中，民间慈善的各种力量都纷纷亮相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这场号称“丁戊奇荒”的大旱灾历时整整四年，从1876年到1879年；重灾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使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据记载在旱灾中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在旱情严重的山西，晋商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救灾赈济慈善活动，帮助乡里渡过难关。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元丰玖票号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一些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其中常家、乔家表现尤为突出。一向节俭的常家，为了怕原本有着小康生活的乡里碍于脸面不受施舍，特耗资3万修建戏楼，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