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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 萧功秦∗∗ 记得 10 年前，在戊戌变法 100 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 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 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 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 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 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 但从这 10 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 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 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 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 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又很危险。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 是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笔者和“危机派”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国家的力 量和组织能力还很强，中产阶级发展也比较快，整体上谁也不希望大乱，民工也不希望乱。 没有谁希望成为绝望阶层，这是个好事情，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适 当进行政府改革，把严重的问题缓解下来，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船好调头，大船很难掉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困 难，给政府更多的时间。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苏联模式的代价太大了，事实证 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没有因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地方“苏丹化” 笔者始终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县一级的公、检、法的经费完全是地方供给的，也就 是把地方的公、检、法完全置于县政府的手里，一直没有分开。 这是一种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知道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巡按使、监察 使这些巡视地方、监察地方的官员，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里，它是一个垂直的系统， 和地方完全没有关系，才能够超越地方利益，发出正确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古人早就注意 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解决？为什么难度就那么大呢？而且要 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掌握这个权 力实在太重要了。 ∗ 原载《南风窗》2009 年第 15 期， ∗∗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他要干一件坏事情，他会找黑社会去做，因为黑社 会有求于他，黑社会搞砸了，他让公安去解决，公安解决不了，让检察院解决，检察院解决 不了，让法院去解决。他有四道关口，这是多么大的安全系数。实在解决不了，他下面还有 保底，上面还有保护人。这种结构可称作“比附网结构”。公检法成了“比附网结构”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记得，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已经注意过这个现象。有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县委里面近 亲繁殖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有个笑话说，县委开会，一个常委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 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30 年了都没有解决，反而盘根错节，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中 国式的地方“苏丹化”现象。 “苏丹化政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政权的权力运作是任意的，官员把自己的管理范 围当作私产，利用一种朋党的方法进行统治，形成比附网结构来自我保护，从而导致非法行 为的收益极大、成本极低、风险极小。这种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更加明显，因为它的 机会更多。解决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国家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法治约束、公民社会、 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在中国都不具备。目前我们正在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困扰， 反而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 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 起来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