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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异化与本体回归 　　文学教育功能作为文学的一种在场方式，其“教育者”身份却变得越来越可疑，更多的表征为思想道德教育以及科学认知，文学本有的教育属性却被遮蔽而处于一种异化状态。究其原因，文学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审美特性异化为科学认知、价值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是文学教育沦丧的肇始，最终致使文学教育成为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而不是真正的文学教育。文学教育真正的实施，就必须让“文学”归位。 　　文学教育 功能异化 本体回归 　　文学之所以能提升人生境界，让人更成为人，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接受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学的语言质料、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等表层感知上，而是要透过浅表对文学形象的深层体悟。在这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不是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教益，而是将接受者植入到文学作品中，置身于另一世界里，获得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提升，从而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内涵，远离“蒙昧”和“野蛮”。然而，文学这种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在当下却越来越变得可疑。文学教育虽仍“在场”，但未取得合法“身份”而处于异化倾向。 　　一、文学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 　　文学所发挥影响人、教育人的作用原本生成于文学自身，是文学内在精神内涵的自然显现，也才使文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相区分。一般学科的教育往往根据一定时代和社会诉求，培养合乎一定规范和标准的人，即“上所施，下所效也”。在这一点上，教育体现出先在规定性、内容系统性、行为目的性和价值上的功利性，而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文学具有自身的审美性、形象性以及精神品格，它所体现的教育目标不是根据一定先在目标的预设，而是对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把握；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实利，而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然而现行的文学教育却忽视了文学自身品行，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一种将文学作为某种“手段”的教育，文学教育作用的发生不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根据外在意志强加到文学上来，最为典型的就是将文学作为道德教育、伦理教化，使文学肩负起另一种教育目的。 　　将文学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表现尤为突出。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诗言志”的诗学命题，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烙印，而被清人刘毓嵩认为是“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而托名子夏而作的《诗大序》则是对“诗言志”德教意蕴的最好注本。《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的前半段明显来源于《尧典》的“诗言志”，而后面只是对诗的道德伦理教育的进一步发挥，凸现了诗在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中的突出作用。真正对“诗教”观念进行全面阐释当属孔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功能归结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后世文学的审美、认识、教育的所有功能，从而奠定了我国文学教育发展的走向。由此也说明了“诗言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观念，而是以对人的道德品格教育作为逻辑起点，最终将《诗》演绎成道德教育的载体。后来中国古代文论在“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主导下，文学注重道德教育并以道德标准衡量文学的价值就显现得更加清晰，最终致使文学背离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将文学作为达到某种教育目的的手段，即使到近代，文学在民族自强和救亡图存的召唤下，文学又在救亡图存中肩负着神圣使命，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可以说一直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教育走向，到五四时期的新人说，以及建国以后的四有新人等，都依稀可见文学教育中的道德因素和思想教育的影子。这样的文学教育过多的承载着社会道德形态的宏大命题，必然导致文学这一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和工具。 　　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文学自身特性规定了文学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性灵教育、精神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袁振国曾对美育和德育进行了区分，其实也揭示了文学教育与德育的不同。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的意志，具有强烈的客观性、确定性，美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道德是理性的，而美感是非理性的。因此，德育重在说理和模仿，美育重在感受和领悟。道德在本质上是一元的，美在本质上是多元的，美的生命力来自于审美对象的与众不同，来自于审美活动的个性化。道德的社会性意志决定了德育的规则性与强制性，而美育在本质上是反规则的，它鼓励人们自由想象。德育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它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统治需要紧密联系，而美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外在目的的力量[1]。这种对文学教育中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最终致使文学教育远离了文学本身的特点，只能导致文学教育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