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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
(首发)
王 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传抄古文,是指历代展转摹写移录流传至今的战国古文资料,其中虽不免讹别诡更之类,而与出土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传抄古文的资料比较庞杂,大致包括“《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经音义》、《篆隶万象名义》、《龙龛手监(仁)与宜(义)壴(矣),忠与信壴(矣)”中的“就”字,以及《五行》“兑(悦)则﹦则新(亲)”“不兑(悦)不﹦﹦不新(亲)”“而信之,新(亲)也”中读为“戚”的“就”字,证明鄂君启节中的亦应释为“就”。[12]《战国文字研究(六种)·智屨考》一文据《汗简》《古文四声韵》“婁”字古文作,而释仰天湖、信阳简为“缕”。[13]这些考释结果都已成定论,《朱德熙文集》中其他用《汗简》《古文四声韵》考释古文字的文章也很精彩。
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及从“昆”的字》据《汗简》《古文四声韵》“昆”、“混”下古文作者,从而判断郭店简《六德》“为弟也,为妻亦肰(然)”、“为弟绝妻,为妻绝弟”中的应释为“昆”字。其他一些从古文“昆”的字如,现在也都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应分别释为惃、绲、、裩。[14]
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结合包山简中的“隋”字和《汗简》《古文四声韵》“隨”字古文,释“(隨)山濬川”的首字为“隨”。并分析了传抄古文改从“圣”为从“左”大概是受二者古音相近的影响。[15]
赵平安《上博简〈三德〉“毋奡贫”解读》据《汗简》《古文四声韵》《三体石经》“傲”字下所收古文,认为上博《三德》“毋贫”第二字为读“傲”的“奡”。并上溯到甲骨文,推断下部所从的“矢”当由“大”写讹而成,同时,还分析了下部所从的“夫”亦当由“大”变来。[16]
上述几例也是用出土古文与传抄古文互证的精彩例子,值得我们借鉴。另如: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认为“??为彝壶”第三字与《汗简》作略似;“??(邻)邦难(亲)”第一字上部所从吅是古文“鄰”,见汉代碑刻及《汗简》等书。[17]张桂光进一步分析“??”“盖以两口(表城邑)相邻表意,以文标声”。[18]
白于蓝《〈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正误一例》据《古文四声韵》“耕”字所收隶定古文“畊、”论定《成之闻之》中的应为“耕”字而非原书释文中的“加”。[19]
《九店楚简》考释部分根据包山简中同用为人名的和《古文四声韵》“达”字所引《古老子》,将“是胃(谓)日”(图板8)中的释为“达”。 [20]何琳仪《郭店简古文二考》亦据《古文四声韵》而释《郭店》应为“达”字。 [21]
此外,何琳仪《〈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古文》[22]、黄锡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石经、〈说文〉古文的研究》[23]《〈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义云章〉古文的研究》[24]等从整体上利用出土古文字与《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进行对比研究,均得出与王国维“古文一系的材料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类似的结论。
陈炜湛《碧落碑研究》分析碑文书体与字形,研讨了其用字特色。[25]江梅《碧落碑研究》也对碑文进行了整理和注释。[26]杨慧真《〈汗简〉异部重文的在校订》“利用汉字形、音、义相结合的特点,对《汗简》异部重文进行了周遍性考察,基本廓清了《汗简》异部重文的真正面目”。[27]国一姝《〈古文四声韵〉异体字处理讹误的分析》“从异体字整理的角度对释字与其所领被释字的非异体关系(包括通假和误释)进行考析,并据出土古文材料分析字形讹误情况。”[28]
近年来,由于郭店、上博等大批量战国楚简资料的研究热潮持续不衰,《汗简》《古文四声韵》这份传抄古文资料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利用其中的传抄古文与出土古文字互证,是古文字学领域研究的主要趋势。学术界在借助《汗简》《古文四声韵》考释古文字的同时,也利用一些新出材料来考辨传抄古文字的来源和流变过程中发生的讹误。
(二)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汗简》《古文四声韵》虽然以释形为主,但也有释音者。所以,一些学者开始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二书中的一些问题。
王国维《书〈古文四声韵〉后》仅讨论了此书与《唐韵》《切韵》等分韵情况的个别异同之处。[29]
吕朋林《〈汗简〉音切考校(上)》[30]《〈汗简〉音切考校(下)》[31]将《汗简》中四百多条音注与《广韵》反切作比较,帮助人们认识《切韵》音系和《广韵》的性质。
周祖谟《〈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辨异》根据二者名称不同、上声分韵多寡不同、韵次也不同等推测“《集古文韵》是因承夏书,而采取与《集韵》所本的一类的韵书改作而成的,两者非一书不能混为一谈”。[32]
何琳仪《释闧》根据“闧”于《古文四声韵》分属觅和窥字下,而觅是古支部字,窥是古锡部字,觅、窥为叠韵通假。幸赖《古文四声韵》保存了闧与窥的唯一线索,进而给伯闧父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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