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对国家与其他非公有制主体的财产关系的调节作用.docVIP

物权法对国家与其他非公有制主体的财产关系的调节作用 物权法对国家与其他非公有制主体的财产关系的和谐起调节作用,如果不制定物权法,则国家与其他非公有制主体的财产关系的和谐便无从谈起,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不可否认,我国国有资产正在大量流失,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正在受到侵蚀,这是必须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然而,这一严峻的现实是否与物权法具有内在的关联?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在我国至今尚未颁行《物权法》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已经大面积存在;而《宪法》以及《民法通则》关于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示,也未能制止这一现象的蔓延。因此, 国有资产的流失,其根源并不在于民法未提供保护的途径,也不在于民法上的保护不力。另一个简单的现象是, 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财产,在正常情况下,这在普通的市场主体那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此类事情在国家所有的财产上会存在, 并且频繁发生? 显然是国有资产的实际处置者,即国家所有权的受托人未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市场行为的指针。进而言之,受托人受到了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的驱动,而由受托人所看管的国家利益成为了其用以追求其他利益经济目标的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绝不是以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其发展方向的,但与此同时,我国公有制却必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寻找到其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即在市场中实现保值与增值。如前文所述,要将公有制之实现推向市场, 就必须使一部分公共权力从公有财产的实现过程中(即从市场中)退出。由此,国家的“主权者”与“所有者”的身份便发生了分离: 国家主权者的身份乃是以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持为特征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仅仅是实现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基本手段,而不是作为追求国家财产利益的方法。诚然,尽管国家的财产利益归根到底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但是由于这种利益是在市场环境中取得的,即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乃是“市场上的人”, 所以市场法则是规制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的共同准则。从法律的角度以观,民法作为市场经济规则法律语言的表述,其将国家在市场中的地位纳入“民事主体”的范畴之下,将国家在市场中的权利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之中的过程,其实就是塑造作为公有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为“市场上的人”的过程。然而,要将国家纳入民法的规制之下,其就必须适用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上,就是“平等对待”与“一体保护”。需要说明的是,物权法上的“平等对待”与“一体保护”,是指法律对于各种所有制主体的物权采取一视同仁的保护,而绝不是不予保护。民法对于物权的保护,从其所追求的实物形态上的“原状恢复”与价值形态上的“损害填平”的目标来看,如果物权法得以贯彻执行,其将足以为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主体的物权提供充分的保护。即使在国家、国有经济组织之物权与集体组织、个人之物权发生冲突时,也必须依据民法规则进行平等保护。因此,在物权法中,区分“不可侵犯”与“神圣不可侵犯”是没有意义的。的祭品。由此可以看出,民法制度所要求的,仅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财产的增值保值,均必须按照市场的导向,即以非权力性的方式来实现。在此,市场中的经营主体会按照自身财产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去行动,这是市场规律的基本预设,也是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预设。而国有资产的流失,恰恰说明上述预设并未完全在国有资产的看管者那里发生作用。因此,如何塑造国有资产的受托人制度,并通过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使之以市场法则下国家财产利益的最大化为行为导向,从而有效杜绝其他利益对于受托人履行其职责的诱惑,这才是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关键。而否认公有财产的民事权利性质,重新为公有财产披上公共权力的外衣,籍此使之获得优越于其他所有制主体财产权利的思路和设计,事实上是不能够解决公有财产的市场化问题的。恰恰相反,这种思路和设计,是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否定改革开放作为代价的。“平等对待”与“一体保护”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要求,而且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非公有制主体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并使之和谐发展的要求。如前文所述,物权法上的“平等对待”与“一体保护”,界定了主权者与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当这种区分延展到国家与其他所有制主体的财产关系上,就使得如下问题的辨析成为必要:与之打交道的国家,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出现的? 如果国家是为自身财产利益的需要而与其他所有制主体进行交往,作为市场主体,其应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易,而不得对后者有任何的强制。反之,如果国家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与其他所有制主体进行交往,其也应当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名目赋予了国家公权力对他人财产实施强制的可能,因此“公共利益”的外延必须通过法定主义加以严格限制;二是即使在法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