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院校发展使命与战略转型.docVIP

后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院校发展使命与战略转型 　　摘要： 从经济社会结构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转型的角度来看，地方院校不仅只有通过学科、专业的内涵、特色发展以求升格这一条道路可走，还应承担起后大众化进程中时代赋予的作为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的“容器”与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和培训的双重使命。地方院校可以通过特色发展、文化活动、教育内容实用化以及模块化课程等战略达到多样化、分层化发展，而地方院校成功实现多样化、分层化发展是形成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结构框架的关键。 　　关键词： 后大众化；地方院校；使命与战略 　　中图分类号： G52；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5-0046-08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后大众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努力向以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为核心的后工业时代转型，而社会结构也正从二元结构向四元结构转型，发展环境的变化导致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发生极大转变，因而对担当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主体的地方院校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经济社会结构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双重转型导致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正在发生怎样的巨变呢？社会需求的转变对地方院校提出了何种新的使命？在新的形势下，地方院校中不同类型的机构如何做出明智选择？ 　　一、 发展阶段转型：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后大众化 　　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了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大带来的严峻社会危机，政府和教育界被迫在随后的20年里不得不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并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结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日本有本章教授将这一改革期称为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有本章教授提出的以变革为核心特征的后大众化概念，印证了以马丁·特罗为代表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一致见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要求接收日益增多的学生即所谓‘容器’的传统大学或高等教育制度要进行质的变革”[1]。有本章教授认为后大众化阶段的这些变革是世界更广范围内国家经济性质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变革进而延伸到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他写道：“在每个面临着或多或少的经济紧缩的社会变革的国家，都可能出现教学和学术政策的变迁。”[2] 　　有本章教授认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有着相似发展历程，即由大众化走向成熟进而走向后大众化”阶段[3]，并以英、美、法、日等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演变来验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后大众化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和调整理顺了诸如高等教育质量、评估、问责、绩效、私有化等关系后，又开始进行了高等教育规模的第二次扩张（20世纪90年代）[4]，经过第二次扩张，这些国家陆续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从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开始扩张到2006年逐步降低扩张速度，中国在21世纪初经历了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也面临着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与公共财政不断紧缩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是学生群体的学术准备下降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的内部压力。由于这种内外部压力，中国高等教育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质量、财政和就业危机，为了应对和缓解这种危机，中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的引领下，进入如火如荼的改革阶段。可以说，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高等教育改革与发达国家后大众化阶段的改革具有同样的性质：应对高等教育系统急剧扩张引发的社会危机，并形成适合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所需要的组织结构和框架。 　　虽然短短10年时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提高到26.5%，带来了严重的就业、质量和财政危机，但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的脚步却不能停下，这种继续扩大政策一方面是国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迎合，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配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2007年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数是26%，中高收入国家的毛入学率平均为44%[5]159，虽然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6.5%，但仍然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未来的10年要实现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作为后备支撑是不可行的。因此，《纲要》拟定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在学规模要达到3 550万人。按现有格局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将陷入无力支持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又不得不继续扩大规模的两难境地。这就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制度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因此，从危机和变革的角度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进入有本章教授所界定的“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过渡中，高等教育系统的等级分化程度将更进一步加强，各种院校将在一个宏大的混乱市场秩序中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并获得不同方向的发展，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