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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文学生死问题” 　　摘要：世纪之交，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引起了一场有关“文学生死问题”的大讨论，其中童庆炳和金惠敏等学者的观点颇有代表性。童庆炳坚信：“只要人类和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金惠敏认为：“执着于文学或美学，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人类仍然存在，仍然在使用语言，我们就会用语言表达或创造美的语言文学。”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像20世纪初面向劳工大众的白话新文学兴起而造成传统的古典文学走向衰亡一样，随着网络时代的悄然兴起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印刷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也必将走向衰亡。当然，文字文本形式的“文学衰亡”或许只是在超文本日益成为文化主流的背景下其生存状态的改变，而作为审美精神的文学性是否也会随着网络超文本的出现而走向消亡？这个问题或许要留给明天的文学史家来解答。 　　关键词：文学终结论；米勒；金惠敏：起文本 　　2001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Ier，1928-）的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作者开篇就以小标题的形式亮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新电信时代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作者首先引用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一书中的一句话，尽管这句话是德里达书中一位主人公说的，但米勒不容分辩地把这句“耸人听闻”的话记在德里达的账上：“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简而言之，米勒从德里达《明信片》中挖掘出了这样一条似曾相识的信息——人类也已进入一个全新的电信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命运即将发生如此重大的转折：“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句由莎剧人物哈姆雷特说出的台词固然有多重不同含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只不过是某种愤青式的激烈情感的宣泄，但密切关注“文学生死问题”和“文学权威问题”的米勒，在中国发表终结论时已年迈古稀（这是苏格拉底和孔子离世的年龄），他对“文学生死问题”的“权威性”思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同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一、米勒对德里达“终结论”的阐释 　　诚如米勒所言，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是耸人听闻的奇谈，在这个世界被称作“地球村”的时代，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们心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疑惑、担心、甚至愤慨，有些人心中或许还隐隐地藏着这样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按照米勒的猜想，那一定是：“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米勒对德里达之论断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表达了或许只是作为修辞策略的“强烈震惊”：“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斩钉截铁的否定态度表现出了犹疑：“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 　　米勒的这篇文章在评述了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之后，还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对德里达的在电信技术王国中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之说，米勒的解释是：在两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无疑是对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传统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基于机械印刷工业的文学引向“终结”。 　　当然，米勒的文章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畴，这篇论文还广泛地讨论了文本、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关系，而且还论及了网络超文本写作和电子邮件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概念——数字文化。传媒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还能从这篇文章中发掘出米勒对视觉艺术及其相关文化理论的思考。由此不难看出，米勒的这一篇文章具有多维度的学术阐释空间和多层面的理论延展性。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终结”理论，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死而复生”、“向死而生”的戏剧一再上演。关于这方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