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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传统思想文化融合、演变后期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 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落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学就被作为统治思想。但是，儒学成为官学之后，也为其衰落埋下了伏笔。一方面儒学变成了神学，排斥非正统学说，失去了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阻断了吸收新思想、注入新活力的通路；另一方面儒学成为了经学，陷入了繁琐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泥潭。随着佛、道二教的发展与兴盛，社会普遍陷入了一种信仰危机和价值困惑之中，儒学能否担当起主导人们社会政治、文化、精神生活的角色，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唐末五代礼乐崩坏，宋王朝建立以后重整伦理纲常，这种政治和社会的需要直接促成了理学的产生。 汉唐儒学发展停滞威胁到儒学的传承，也阻碍了宗法社会的发展。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为改变汉唐儒学发展停滞而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面，宋明理学在继承儒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也融合和发展了佛、道两家的思想，使理学的产生既具有了相当的理论针对性又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宋明理学通过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构建起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它确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完成了儒、道、佛的合流与创新发展，高度强调和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③认识论问题 ，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宋明理学的理论构成 1.天理论 从根本上说，宋明理学是在宋明社会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基本结构而提倡儒家伦理的。因此，他们才会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在伦理领域的本根至上地位，不仅把它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由之产生的源泉基础，而且把它视为一切道德规范中的最高价值，这就是“理”。二程和朱熹的哲学都以“理”或“天理”作为本体。 哲学属性：天理的统一性：作为哲学本体的天理是独一无二的，万事万物都统一于天理，受天理的决定和支配。天理的决定性：天理对宇宙万物的决定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天理是万事万物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 伦理属性：二程和朱熹对于天理本体地位的种种论证，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儒家伦理的绝对性和惟一正当性。朱熹认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 给予天理这一本体概念以伦理性的规定，其目的正在于论证儒家的伦理就是天理。以便从至高无上的“天理”出发，去论证作为儒家伦理的主要道德纲目的“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二程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人伦者，天理也。”“理”就是封建社会的各种礼仪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原则，离开了“理”就会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伦理规范、行为规范。反之，若要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协调，关键在于人们“循理明道”、“乐循理”。因此，程氏兄弟将封建纲常本体化、“天理”化，倡扬最高的理念——“天理”。 “理”的实质就是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德规范归源于某种神秘精神力量的创造与安排，用一个非人格化的、精神性的道德理性与道德律令来承认封建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安置人们的信仰。故而，二程及其它理学家无一不虚构“天理”这个唯心本体。其实，以“理”为本体，论证“理”的至上性、崇高性、本体性，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思辨性的信仰体系，并将这种人为提高的信仰作为天地的中心。 此种本体论论证的理论意义在于使既定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获得一种合理性、永恒性的理论认定，使其在儒家文化的笼罩下具有了新的理念与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