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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中国认识与中国研究 白永瑞 1．序论 2008年夏天，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华丽的奥运开幕式展现在世界人的面前，他们由此对中国产生 怎样的印象呢?这一问题在耳边不时会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声音的现实中，也具有更为重要 的意义。 可是，不幸的是在奥运会进行过程中，韩国和中国之间出现了中国人的“嫌韩情绪”和韩国人的“反 中感情”相互刺激的现象。中国政府和舆论主导力量都为缓和这种状况做出了很多努力，相信不会进一 步恶化下去。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今天韩中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为什 么还会发生这样的矛盾昵?如果说这一问题是临时现象，短期的对症疗法是否充分?如果说这一问题有 着更为深远的文化·历史根源，那么是否需要中长期的对策呢?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是怎样相互认识的。笔者作为一名历史 研究者，曾经从对外国的认识本来就是“已知的”和“欲知的”相互浸透的“便宜的误解”这一立场出 发，对韩国和中国相互认识的变化轨迹进行过模式化的分析(白永瑞t2006)。锄可是，虽说是便宜的 误解，对对方的认识的某种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作为集团记忆流传下来(即使发生变型)，在特殊的情 况下还会对大众的情绪发生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相互认识也是在现实状况的因素和 历史的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这样看也许更符合事实。这里正好为历史学批字U性地介入现实问题提供 了余地，历史学的责任也正在于此。 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韩国是如何认识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的。可是笔者以 前已经向日本读者发表过类似的论文(白永瑞，2002)，这里只能把焦点集中在从那以后韩国学术界的 最新动向上。而且，本文还要捋中国现代史琊究的轨迹上溯到殖民地时代，不仅注意到大学这一制度 内部，而且关注到大学制度之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并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锄 希望这种研究能使在韩国的条件下所尝试的各种知性探求，有助于我们探索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新的 可能性。 2．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变迁史 殖民地时期研究的两大流派 朝鲜王朝学人们的中国研究，即汉学，是在教养的层次上探求作为文明标准的“中华世界”，从而 ①20世纪中国将韩国这种小国视为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考中国把韩国看作。反面教材”相反·韩国的中国认识也可以 分为“贱的中国”、“改革模范的中国”和“势力均衡者的中国“三种类型(白永瑞，2006)· ②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史是按照韩国学术界的惯例，大体上指的是1911年以后的历史·因此，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史 可以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混用· @有关制度内外的学问的构想在以前的论文中已经有所论进(白永瑞，2005)·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捋某种程度上满 足了“作焉制度的学问”不能应对的社会需要，在制度之外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称为“作焉i吐运的学问”·用“作焉社运的 学问”这种多少有点生疏的用语来指称郝些被近代制度学问所排斥、压制的东亚知识一一包括种种被贬低和毁灭的。民 间的、民俗的知识”或“新闻知识”一一的生产和流通·其重要特征是处于占据支配地位的学问制度和惯例，以及(支 撑这些制度和惯例的)占据支配地位的礼会现实之外，从外部批判其闭锁性的同时，追求面向生活世界的大多数民众的 开放的学问· 积累了丰富的业绩·可是，随着朝鲜后期实学的兴起，对普逼的文明世界的批判意识逐渐增强，开始重 新审视朝鲜在普逼世界中的位匿。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表现了这一变化的端倪· 可是，小中华意识在甲午清日战争以后·随着文明观的大转换，又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其中一个极 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生活的转换。曾经作为中华世界的普遍文字的汉字这时被称为“汉文”，从而相 对化，韩文地位上升，被称为国文，开始使用两种文字并用的国汉文体(林焚泽，2002)·与此同时， 汉学和儒教经典被视为古老的传统·新的中国研究之门随之打开。 在脱离了汉学之后，给中国研究带来巨大变化的是日本殖民地时代近代教育制度的引入·近代的学 问，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轨迹与国民国家的诞生相一致，随着韩国自主的近代化努力遭受失败，沦为日 本的殖民地·朝鲜的中国学也就难以治着自己的方向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相反日本帝国的学术制度 通过京城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京城帝大)移植过来，建立了分科学问制度。因此，中国研究也被分散到 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分科学问之中，只能以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讲座的形态进行研究和教育 (以下的内容来自白永瑞，200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