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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的立法分析 ∗张 辉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要：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 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 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 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 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 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 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 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 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 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然而，同其他科学 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 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 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 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 等。 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 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 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 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 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 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 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 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 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 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 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 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 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 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 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 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 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 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 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 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 72 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关键词：生物技术； 生物安全； 风险社会； 反身性； 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 供给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 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 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 ，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 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 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 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 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 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 “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 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 代化的反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