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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复仇文学 　　作者简介：王凯，1988年生，男，江苏启东，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法制史。 　　摘 要：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复仇文学都是从单一的文学视角进行审视。但从法律与文学这种跨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复仇文学，有利于我们发现更多法律制度在内的蕴涵在复仇文学之中的问题。从中国的《赵氏孤儿》戏剧和古希腊的《伊里亚特》、《俄瑞斯忒亚》等著作中，可以发现中西法律思想和民族传统在于文学中的细微差距。本文正是从法律与文学视角，以复仇文学为例，进行文学研究。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复仇文学；《赵氏孤儿》；《俄瑞斯忒亚》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4 　　法律与文学运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将法律视为某种文学形式的法律研究思潮。[1]其产生的标志无疑是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詹姆斯?怀特所撰写的《法律的想象》一书的出版。随着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四个分支领域，既法律中的文学、作为文学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意见有关文学的法律。其代表人物有詹姆斯?怀特、维斯伯格和理查德?波斯纳。 [2]其中理查德?波斯纳是此项运动的领军人物。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主题是“将法律视为生产各种式样的文学艺术产品的实践，包含解释、叙事、角色、修辞性演示、语言符号、比喻和表白等，而这些活动的对象则是社会生活。它将法律视为“意义”的创作过程和现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3]虽然法律与文学运动和与美国后现代主义法学的另外两个分支――种族批判法学和激进女权主义法学一样，历来颇受争议，包括其领军人物波斯纳也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法治进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以文学这种人文学科的方式研究法学这种社会学科容易发现以往被忽略甚至是未被发现的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文化、政治、历史、经济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虽然法律与文学运动在国外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这并不决定我们对其深入研究就丧失了应有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法学家也开始关注法律与文学运动，许多学者也写出了不少关于此论题的专著，其中以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和徐忠明的《法学与文学之间》最具有代表性。虽然法律与文学运动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文学界虽都属于前沿边缘方向，但毕竟涉及了文学和法学两大学科。文学和法学又分别是人文学科的核心和所谓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所以两大学科体系的碰撞与呼应，导致了这种研究方式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更容易走向大而空的怪圈。为此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首先选择了中国与外国对于此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专著作为研究的材料，也就是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以及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理查德?波斯纳作为美国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旗手，其《法律与文学》又是美国众多法学院必备的教材，以此书为研究材料，应该是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范围限于复仇制度及其中西比较。除此之外，法律文化类的专著以及关于复仇的专著也是必要的参考，毕竟复仇作为一种文化早已被法文化学者进行研究。因此诸如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与《法辩》，冯象的《木腿正义》，林端的《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和郭建的《獬豸的投影?中国的法文化》等书，即使不能作为直接的参考文献运用于此论文，也对开拓思路和理顺中国传统视角下的复仇制度起了极大的帮助。 　　一、复仇制度研究的初步意义 　　（一）复仇文化和法律的关联 　　在初民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即国家政权机器并未真正建立完善之前，复仇无疑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唯一方式――无论是私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从公共而言，从武王伐纣到中国古代春秋争霸的诸侯混战，扩张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复仇的因素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包含在内。对于西方也同样如此。无论是西方城邦混战还是罗马的崛起，复仇往往都是战争最后的借口和动员。对于私人而言，血亲复仇就是构成整个复仇制度和复仇文化的基础。所以在整个文学世界中，关于复仇的文学是不可胜数的。甚至可以说，除了一些以复仇情节为主线的小说我们称之为复仇文学，其他种类的文学当中也有不少复仇的情节。但是，作品数量的多并不代表它就应该被法律与文学运动所必然关注。那么什么原因使复仇文学和复仇文化被朱苏力和波斯纳，以及众多法文化学者共同关注。首先，正如波斯纳和朱苏力所共同提到的，复仇的合法性由私人转向国家正是刑法产生的前提。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如果私人的复仇具有合法性，他们就根本无需诉诸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司法机构。但这样产生的局面就是国家的统治难以维持下去。韩非的法家思想希望一个国家的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从反面就可以得出一个充满着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也就是私斗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