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与李光谟：“不可告人”的父子相逢.docVIP

李济与李光谟：“不可告人”的父子相逢 　　2009年，拙作《李济传》出版时，写到李济家事私情，涉及父子龃龉：李光谟于1949年春离开台北、离开父母，回到上海同济大学。在渡江战役前夕，得到父亲托人送来的一张机票后，毫不犹豫地退给来者，然后给父母写了一封言辞激进的决绝信。此后父子终身未见。 　　《李济传》出版3年后，光谟先生于2012年接受某刊物采访，向世人披露了一段隐情――他曾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与父母有过一次见面。对于一生一世最重要的见面，他为何“不可告人”？那边的李济见过儿子，也不声张，这当中可有隐曲？这次密晤有何背景，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件事可以引出哪些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思考？ 　　光谟先生已于2013年12月7日离世，笔者有责任试作梳理。 　　一张船票改变人生 　　1948年底，22岁的李光谟跟随父母到了台湾。当时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这年春天，他因“心动过速”向学院请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里养病。遇上再次搬家，李济就此问过儿子，要不要一起走――恍惚之间，李光谟就渡海到了台湾。 　　李济一家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一起的还有劳?、凌纯声等史语所的同人。李光谟每天看看书，到公园走走，无所事事。倒是与同济的同学经常写信联系，他们都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即回上海，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这当中不乏同济地下党的声音。李光谟遂萌生去意，要是插读台大医学院，台湾大学坚持两个条件：一是倒退两个年级；二是学一年的日语。李光谟不同意，决定还是回上海读同济。从1948年底到次年2月，他前前后后在台北待了55天。 　　1949年2月22日，李光谟在基隆港上了船，心想只是暂时离开，等到暑假就会回来。送行的只有默默流泪的母亲与后来过继给李家的弟弟李光周，父亲李济没来，那时他恐怕也抱有同儿子一样的想法：从台湾基隆到上海的班船每天都准时开出；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国民党粉饰民主，取消新闻检查制度，提出“和谈”条件，当时舆论认为，国共两党必将划江而治。李光谟离开台北与父母分别，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当然还有一种解释――李济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尊重儿子的选择，也没有太多的儿女情长。 　　1927年，李光谟出生在北平鼓楼附近的一家普通民宅，是李家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儿子。父亲李济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爷爷李权还为此给自己取了个别号“李博父”，尽管他是前清朝廷命官，饱学儒生，也不理解新学。这样一个读书人家庭，在风雨中国并无钟鸣鼎食之盛，反而屡经跌宕。先是在李济留美期间初生的大女儿幼年夭折；继后抗战流亡，年方15的三女儿和17岁的二女儿，又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亡。在李光谟的记忆里，自己成长的过程鲜有父亲陪伴。李济要么是在安阳主持田野工地发掘，要么是每天上班或在书房里写作，要么就是沉浸在丧女的悲痛中。“从小到大，我跟父亲之间的交流很少，几乎没有”，李光谟回忆，“我记得父亲只带我参加过一次他们那个圈子的活动，中国科学社年会，在抗战前的南京。他带我这个小学生去到通往中山陵的那条大马路上的励志社，那房子很讲究，现在是南京钟山宾馆。活动是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主持的，我还记得，他的脸刚刚受过伤，有好长一道疤。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就光带着嘴，心思全在吃上，别的都没在意”。这样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他在台湾与父亲分别。 　　在海上漂流了两三天，李光谟又回到了同济大学，但此时的想法全变了。他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工作，加入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与多数市民一起积极迎接上海的解放。此前，他受学校里地下党同学的影响，早早看过《社会发展史》《八月的乡村》和《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籍，他希望看到向往已久的生活能早日实现。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李济夫妇焦急万分，快信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催儿子回台湾。5月，中共陈毅大军渡江战役打响，李济转托傅斯年，央请台湾省主席陈诚托人买一张飞台湾的机票，据说当时买这样一张机票需花费十根金条。李光谟得到机票后，毫不犹豫地退还给相关人士。他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说自己决定留下来，要看一个新的制度是怎样在一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的。当然，他也信心满满地说，放假就回台湾看望你们。光谟先生告诉笔者：“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看到信之后，大哭一场。” 　　李济不会流泪，却必然失望。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后来转向考古学，曾经的遗憾是缺了基础医学这一块，也就缺了对体质人类学的完全把握――他希望儿子学医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李光谟完全背弃了他，重新考进华北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的俄语专修班，之后按照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并加入了中共，他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与红色中国连在了一起。有时他也会升起某种情绪，内心也会追问：自己走的路，与父亲的意愿相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