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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农：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困局与治理路径 　　摘 要：文化强农是文化强国的基础，文化下乡的强农逻辑贯穿于以农村公共服务为切入点的文化传播进程。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困局主要在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嵌入与文化政策执行的异化，文化下乡的强势推进与农户需求错位的隐忧，村落记忆的日渐式微与共同体传播整合的困囿。因此，对于传播媒介的服务架构而言，要把握文化强农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使文化下乡与文化强农形成良性互动。诚然，建构整体性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框架，必须遵照数字化信息工具的特点进行传播效果的整合。在确立文化强农的中央全局战略下，针对农民的职业分层进行传播内容的优化，借由多元传播媒介提升文化服务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农户需求；文化传播；文化治理；文化下乡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4-0088-06 　　文化是构筑人类总体性文明的历史血脉，它是历经社会变迁而熔铸于人类行为轨迹的软性沉淀。对于农民而言，乡村公共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模式，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性扩展[1]。文化的累积以文化资源的传承为基础，“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中国是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却不会说我们是文化强国[2]。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受‘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3]。文化贫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落后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文化贫困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发生影响。”[4]诚然，农村铺垫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中间脊梁。农村公共文化一旦形成，势必对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持续动力。 　　毋庸赘言，文化下乡的国家服务战略与中共执政合法性一脉相承。近年来，我国中央顶层设计的文化下乡政策既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治理方式，又是文化传播的强制性推进力。“文化传播是文化元素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局部区域扩散到全局领域，是文化扩展效应的类推流动现象[5]。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体系，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农工程，不断提升对农村乃至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扶持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亦提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这种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文化体系和评价反馈机制，为文化强农和文化传播提供了基本的文化战略导向。 　　一、文化下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困局 　　文化下乡的服务性渗透以农户个体的需求为出发点。既有文献表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具有“福利”和“权利”双重视角。公众文化需求得以满足便构成文化福利的基本价值定位。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就是不断建构乡村文化的公共性，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从文化下乡的战略高度诠释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文化下乡是文化强农的治理手段，文化传播过程是逐渐消解文化贫困的必由途径。 　　（一）大众媒介传播的嵌入与文化政策执行的异化 　　近代以降，政府自上而下对文化传播的干预极其有限，农村公共文化的传承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渗透式传播，乡土文化的沉淀在家族和乡绅的控制格局下进行内生性生长。诚然，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就意味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公共文化以服务国家为政治目标被置嵌于基层政权文化传播的多元架构中。大规模政治动员式的传播模式挤压了农村文化的存在空间。由于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普遍缺乏追求公共文化生活的参与和分享意识。建国初期，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个，文化馆896个，乡镇级别文化站的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尚为空白。“文革”期间，“八亿中国人，八个样板戏”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平台。原有的文化机构被彻底改组，政治宣传为导向的文化传播有序地控制着整个乡村社会，以“文件政治”为政策执行理路的国家整合模式开始向乡村社会灌输文化理念。文本架构下的国家政策并不取决于中央顶层设计的理论预设和美好愿景，而取决于政策逻辑在实践过程中的自我修正程度。民众对文化精神生活的向往加速了政府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迫使人民公社制度彻底走向了终结。中央政府初步建构的文化服务架构，奠定了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颁布各项文化政策，逐渐营造了最有利于农村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但是，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政策，其执行并未脱离“压力型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自上而下地向农村“送文化”，但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撤退，政府所倡导的文化样式往往无法落地生根，各种文化组织和文化设施也难以为继；同时，以往被国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