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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教育系统网络普法讲座之二： 依法治教第二讲 教 育 立 法 第一节 教育立法概述 一、教育立法的概念 依法治国，依法治教，首先必须有法可依。 立法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国家和法产生后而出现的社会行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前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 立法概念一般被界定为创制法律的过程和结果。《牛津法律大辞典》把立法解释为“通过具有特别法律制度赋予的有效的公布法律的权力和权威的人或机构的意志制定或修改法律的过程。亦指在立法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即所制定的法律本身。”我国《法学词典》认为：“立法通常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活动……有时也是对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泛称。”所以，立法是以产生和变更法律这一特定的行为规范为目的的活动过程及其活动结果。 教育立法即教育法的制定或创制，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其法定职权，按照一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教育规范性文件的专门活动。制定、修改、废止是基本的教育立法形式，是教育法律产生和变更的基本形式，此外，还有认可、补充两种形式。“制定”是指创造出新的教育规范性法律文件；“修改”是指对原有的教育规范性法律文件作出某种新的变动；“废止”是指终止或者废除某个教育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认可”是指对已经存在的某些社会规范，经有相应权力的国家机关的确认，赋予其法律效力；“补充”是指对原有的规范性文件不作变动；而是以单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其内容作出新的补充。 依据立法主体的不同，人们常常把立法分为狭义立法和广义立法。前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活动，仅指有立法权的特定国家机关创制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活动，在我国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创制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如全国人大创制《宪法》和《教育法》等基本法的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创制《教师法》等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的活动。狭义立法在国外多是指议会立法。广义立法则指一切有规范创制权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废止法律规范的活动，即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外，还包括被《宪法》授权创制法规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职能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和特别行政区制定教育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的活动。如国务院创制《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等行政法规的活动，教育部创制《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等教育部门规章的活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创制《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创制《河南省征收教育费附加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的活动。根据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实践，我们应从广义上理解教育立法。 教育立法属于国家活动，在本质上它是指统治阶级通过特定的国家机关将其在教育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按照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效力的活动。因此，教育立法是集中统治阶级的教育意志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教育意志的专门活动，它具有区别于国家其他教育活动的基本特征。例如：教育立法的国家权力性——以国家权力为前提，以国家名义进行教育法的创制；教育立法的主体特定性——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才享有教育法律的创制权，其权力来自宪法、法律的明确规定；教育立法的严格程序性——国家行使教育立法权的必经阶段、基本步骤、具体方法，应严格遵守法定的立法程序；教育立法的效力普遍性——针对普遍性的教育行为创制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教育法律规范，使教育法规获得社会一体遵行的时间、空间和对人效力。 教育立法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在立法过程中，人们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和教育规律相结合，最终形成规范性文件。 教育法的创制根植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必然之中。“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教育立法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和局部变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而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立法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是从终极意义上而言的，因此，对经济决定论不能作绝对化理解。教育立法井非只由经济关系决定。“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