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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 　　中国第一套人民币是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诞生的。虽然在它存续的几年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邯郸会议决定发行统一的货币 　　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解放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华北各个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看到电文后十分赞同他们的提议，并于1947年1月3日复电，向滕代远、薄一波等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表示“此提议甚好”，同时告之“中央认为应立即召集此项会议”，并进一步指示说：“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 　　接到中央的指示之后，晋察冀中央局于1947年3月下旬在河北邯郸冶陶镇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这也被称为邯郸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解放区首先交流了财经工作经验，之后大家研究讨论了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而主要就是研究各地财经政策统一的问题，如何适应各地的不同经济形式，并初步计划在1947年底前就发行统一的货币。 　　邯郸会议期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即指晋察冀边区）、太行（即指晋冀鲁豫边区）、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但由于此时董必武还在赶往邯郸上任途中，于是，邯郸会议的决议事项就等他到来后再报送中央。 　　5月下旬，董必武到达邯郸冶陶镇，随后就与会议代表们进行了讨论，他肯定了前一段会议的成果，但在何时统一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他主张不应操之过急。他建议取消1947年底统一货币发行的决议，而是首先解决各区货币比价的问题，调整各解放区之间的货币贸易关系，先让各区货币比价与实际物价相适应，当各区货币达到固定比价能够相互流通后，再统一货币发行。 　　于是，与会代表们按照董必武的指示，商议决定各解放区货币仍实行“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兑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换”的政策。统一货币发行的问题，就按照董必武的要求，分为五个步骤渐进实行。邯郸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次会议决定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的比价。 　　1947年下半年，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正式设立，董必武为主任。经董必武提名，中央从各解放区调来的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 　　筹办中央银行准备发行统一的货币 　　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在抓好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工作的基础上，准备成立中央银行。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按照中央的指示，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拟定了8项任务，其中第五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然后上报中央批示。8月16日，中央回电批准，指示各解放区财经办照此实行；9月，董必武在晋察冀解放区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这桩事虽然不能立即办到，但大势所趋，也不容我们拖延不进行。” 　　9月14日，中共华东局工委书记张鼎承、邓子恢就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董必武接到电报后，即派南汉宸前往山东渤海，与张、邓二人商议具体事宜。 　　此时，董必武已经在为中央银行的具体名称广泛征求意见，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建议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综合各方的意见后认为，新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全国的，也就是全民的，因此取“人民”二字能够表明这个性质，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称谓应该是最恰当的。于是，10月2日，董必武首先征得刘少奇的同意，然后致电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收阅到这份电报，电报说：“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毛泽东看后转递给坐在桌子旁边的周恩来、任弼时，然后说：“是应当立即着手筹划全国统一的货币了。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影响到方方面面，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周恩来看后也说：“只有将筹备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方可考虑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董必武在收到电报后就立即找来南汉宸，说：“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董必武交代必须做好的3个准备工作：研究提出统一货币的政策；筹备准备金；确定统一货币票面。 　　南汉宸汇报说：“现在正在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