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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域治理转向：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 　　摘要：西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无法对后现代时期继续分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作出有力解释。因此，须在治理背景下对市民社会理论予以重构。当社会管理创新业已成为当今我国改革的战略任务和社会共识时，坚持公权力机关主导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已明显不合时宜。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时代，公共治理模式日益成为公域的必然选择，而公共治理模式尤应以软法机制为主要调整手段。 　　关 键 词：市民社会；公域；公共治理；软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3-0010-05 　　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但是，传统的市民社理论显然无法诠释当下中国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产生分野的现实，更无法区分社会领域中基于个人利益的私人行为与公共利益指导下的自觉行为。因此，对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已成为必要，也将有效运用到公共治理模式之中。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解构 　　（一）“社会先于国家”与“社会高于国家”的比较分析 　　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内涵先后有两种解读，一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所指称的“文明社会”，与自然状态相对，是国家统御下的社会；二是“市民社会”，是指在那些源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在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而这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两大智识传统，一为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另一市民社会传统则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架构。[1]（p17-19）基于上世纪中叶以来复兴的市民社会理论直接源于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认知，本文将着重考察近代形成的市民社会观。 　　洛克认为“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这是由早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崇拜、对封建国家权威的蔑视所引致的。该观点主张权利优于权力，天赋人权，君主统治并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否认，“社会外于或先于国家”的前提是承认国家客观存在，在发生学上，洛克肯定了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只不过国家的存在要以人民同意为前提，否则，在应然意义上，国家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有权用脚投票。正如杰里米?瓦尔德伦所说，这种理论“首先是一个反抗的理论”。人民的同意赋予国家存在以正当性，国家可以暴力为保障施行统治的同时，人民也保留了反抗权。由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主导的制衡关系。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另一传统则是由黑格尔倡导的“国家高于社会”观念。显然，黑格尔的主张是以国家与社会为存在前提，并以此为基础而对国家与社会的地位进行比较。循此路径，国家居于社会之上，市民社会按照国家旨意下的威权体制运行，市民社会的运转服从国家的总体需要，二者形成了国家主导之下的不对等关系。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在引介并发展市民社会理论时，糅合了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念。在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进行谋划时，强调的是一种良性互动，即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而不是采取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模式。①中国的主流理论主张市民社会构建应遵循缓和渐进式道路，与经典理论和西方发展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坚持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然而在道路选择上，更趋保守。这是基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双重考量下做出的仍需探讨的选择。无论是依据何种理论、采取何种模式、遵循哪种路径，私域乃至整个市民社会根基的壮大都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根据市民社会理论源流并结合当下中国现实，我们所应构建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2]（p6-7）根据其参与主体和参与内容，市民社会可细分为私域、非官方的公域。其中，公域因公共舆论、公民参与而形成，是公民或社会团体积极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而形成的场域。因此，发端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治域②是一个相对自治领域，一端维系着公民的私域，另一端联系着国家公权力领域。 　　（二）公共治域的生成 　　我国历来有着发达的公法文化、强势的中央集权传统，改变这一传统的关键在于平衡政府与社会力量，实现由“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改革的切入点除了政府的自身改良之外，应将重心置于建构市民社会的进程当中。 　　中国的市民社会建构可以表述为“二阶段论”。第一阶段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鼓励社会主体――主要是经济组织――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交往，培育张力十足的市场。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之上，社会主体借助正式和非正式渠道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影响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从私域向公域的扩张，亦即中国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