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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需求与政府职能 克雷格?卡尔霍恩 　　问：对中国目前的发展和前景，西方有很不同的预测。你怎么看？ 　　答：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继续下去，不会停止，另外我也觉得中国并不缺乏创造力。西方有人批评中国只是复制模仿他人的产品，我看情况不是这样。中国有很多富有创意的东西，完全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上海现在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设计中心。 　　问题不在经济是否继续发展，问题在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比如大规模的移民潮、人口老龄化、贫富严重不平衡、地区之间严重不平衡等等。 　　问：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对国家管理机制产生了新的要求。中国历史上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管理，政府单向发力，承担无限责任。这种无限政府的管理方式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答：现代社会对配置管理分享（Shared Productional Order）的需要十分强烈。在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一个知识发达的社会，大多数人受到教育，有能力思考问题，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却没有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管理，这大概不可能办到。 　　经济方面说，有由中央直接管控的大型企业，但是创意产业同样重要，要发挥企业家创造力的优势，就需要有开发创建的机会。同样情况，也适用于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需要一些新的建制，中央政府不可能计划到，需要不同的人来参与。简单的例子，在当前中国就是如何照顾老人的问题。传统的两种路子，由孩子们照顾和依靠工作单位，两种路子在产生大量移民人口的社会都行不通了。人们从北部、西部涌向东南部，年老的父母留在西、北部，孩子们到东、南部做工，给父母寄钱，但是他们无法为父母提供照顾。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而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照顾老人的年轻人更少。因此中国需要新的创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些新创建一部分来自政府行为，另一部分要来自独立机构协会和团体，几方面结合，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越来越富裕，而博爱慈善（Philanthropy）程度却很低。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是，是否能在将来建立和发展起有各方面人士都能参与的组织，大家一起来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全社会整体发展。 　　问：西方社会在过去上百年里经历了工业革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有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总体发展比较平和，是一种渐进性的改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革命。政府和民众是一种责任共享关系，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西方是怎么达到今天的相对和谐社会的？ 　　答：在如何解决贫困、人口、环境污染这些大的社会问题上，西方有教训，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如果要建立一个人人受益的公民社会，就必须放松给予民间创建机构的批准权。 　　西方历史上，一开始创建这些新机构需要皇家批准，要有王室授权才能创建一个新的商业公司、慈善机构，或者建立一所大学。在英国，成立大学要得到女王为首的英国议会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批准。200年前，审批非常严格。但随着19世纪经济力量的崛起，政府开始放开，先是经济方面，然后逐渐过渡到社会生活方面，到现在，公民有建立协会和机构的自由权利，好像一种合同制。如果有人提出申请：我们想要成立一个机构，对环境保护有益，政府对此不能够说“不”。西方产生了许多这样的协会、机构和团体，这些有自主权的创建不断兴起，逐渐削弱了来自政府的控制。这是发生在西方社会过去200年的共同特征。 　　这个逐渐放松的过程也是政府学习的过程。政府发现许多这些新创机构保障了社会秩序，防止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因为它们为民众提供了关爱和某种程度的生活需要，所以西方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拥有许多这样的机构组织会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 　　政府可能会以为这些独立机构会扰乱政府，其实大部分不会，这些组织的态度一般都比较保守。他们独立于政府之外操作，同时实现与政府共同制定的目标。实际上，西方有很多种类的机构可以提供社会关怀，有的是市场经营性质的，如保险公司，还有许多是慈善性质的、教会的、独立协会的、流行团体的等等。 　　西方的情况是，如果不关心民众需要，就会出现造反。西方社会有外来移民的问题，失业者的问题，如果没人关怀这些人群，他们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危险性人群。相反，如果有机构出面关怀他们，他们更有可能去寻找工作，转换成积极的社会因素。 　　很难由政府组建所有这些机构，首先开支太大，其次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西方通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实践得到的教训是，越是上层发力控制，越容易产生腐败。因为诱惑因素太多，从上层主管分配的官员，到给钱行贿才办事的普通人，这也是中国面临的困难。如果你选择高度集中控制的体制，就很难摆脱高发腐败的危险，因为你创造了这么多的腐败机会，普通民众是软弱无力的，无法管制腐败。如果有更多权力非集中、分散的、联合负责的机构，会有更多的人强大起来抵制腐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