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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的标准 ——与郭秀平老师商榷 绍兴县鲁迅中学 陈新祥 312000 ［关键词］体现　我国　进步去何从 《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年第9期郭秀平老师《“政府与人民平等”是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吗》一文提出：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I第23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认为我国198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1999年4月《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这反映了法律面前政府与人民平等的原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是不正确的。[1]（P63）笔者认为郭秀平老师的观点值得商榷。岳麓版教材的这一说法虽也存在用词不够准确的问题，如将法制改为法治更为恰当（“法制”强调的是法律的制度，“法治”强调的是对政府公权的治理，更能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这两部法律的历史价值），但基本符合事实，但说无妨。 郭秀平老师为什么会对教材如此确定无疑的史实提出质疑？其主要症结何在？下面我们通过对郭老师文章观点的疏理，来看看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第一，郭老师认为，在20世纪末，“政府和人民平等”早就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表现了。认为强调政府源于人民，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的“人民主权”学说早在启蒙运动开始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普遍接受和认可，如果到了20世纪末期还坚持认为人民和政府仅仅是平等的关系，那显然不是民主和法制的进步，而是后退了。[1]（P63） 看来郭老师并不否认“政府和人民平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表现，只是认为在20世纪末，是后退了，似乎对我国至迟在20世纪末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才颁布这两部法律颇不以为然。但问题是郭老师说的主体是“世界”， 而教材说的主体是“我国”，教材很明确的说：“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也就是说，郭老师和教材说的参照系完全不同。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若按郭老师的逻辑，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也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后退，因为那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多了去了；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也不是历史是进步，而是后退，因为那时苏联早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东欧甚至朝鲜也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什么逻辑？看来郭老师犯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错误。简言之，如果“张冠”可以“李戴”，那“关公战秦琼”就不是笑话，而是冷幽默。 第二，郭老师认为，“政府与人民是平等关系”与我国的宪法不符。认为我国宪法规定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国家机构存在依据都都基于人民权力的赋予。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工作的原则是对人民负责。政府原本就应当是人民的公仆，假如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才体现了政府与人民平等，这岂不是说政府与人民不平等常态？而形成了这两部法律文件，政府与人民才处于平等地位；进一步说，政府还不是人民的“公仆”，只是刚刚达到平等的程度。[1]（P64） 这里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来讨论宪法规定政府权力源于人民，人民是否就有了自己的真正应有的权利的问题。如果认为宪法规定政府权力源于人民，人民就有了自己的真正应有的权利，那每个国家只要制订了一部宪法就行了，何必劳神费心制订各种各样的法律，也没有必要设立议会、国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了？其实宪法只是规定了基本的原则，只规定了大致的方向，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不规定具体的法律程序。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还需要选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国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具体的法律条文加以完善和保证，而且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发挥高超的智慧，而且任重而道远。当然这些法律条文不能与宪法原则相违背，并且必须在实践中运用中不断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具体的做法是制订必要的法律，修正不合事宜的法律条文，做到与时俱进、循序渐进。如果没有具体的各种法律作保证，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如何体现？由全国人大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正是将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和法制化的体现，虽然中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所有法律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的法律的制订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民主法治化历程中的大进步，不管是什么时候制订的，总比不制订要好。 其次，我们来讨论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之前，政府与人民是否平等的问题。先来看古代，皇帝代表统治阶级依靠封建法律统治和压迫老百姓。当时的法律，是民、刑、行政不分；实体、程序不分的，并形成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意识形态，人们心目中没有民可以告官的观念。当然也就没有允许民告官的法律。政府与人民当然是不平等的。再来看现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社会主义法制，但由于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