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法制中的“重刑主义”及其后果分析.docVIP

明初法制中的“重刑主义”及其后果分析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重刑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一度成为统治者所信奉的不二法则，作为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在我国当前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大背景下，我们因该以怎样的心态 去认识这一思想。下面，我就以明初为例，简要分析一下明初法律制度中的“重刑主义”及其后果影响。 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前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具有封建社会后期时代特征的立法思想。‘‘重刑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即‘‘明刑弼教’’和‘‘重典治国’’原则。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重视刑典的惩治作用，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对当时客观形势的分析是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出身寒微，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曾说过，每‘‘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误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所以，在朱元璋执掌天下后，他认识到自接管的是一个‘‘乱世’’，而治理‘‘乱世’’，则必用‘‘重典’’，同时，朱元璋又目睹了元末因‘‘宽纵’’而最终亡国的全过程，也认识到因‘‘元政弛极，豪杰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而天下大乱的危害性。历史的前车之鉴告诉他，特殊时期特殊政策，‘‘重刑主义’’势在必行。随着思想的成熟，朱元璋逐步形成了‘‘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的立法指导思想。 先从立法开始，在朱元璋的主持下，《大明律》，《明大诰》等先后问世。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本着“仿古为治”“以猛治国”的原则颁示天下，法典共三十卷，下辖礼吏户兵刑工六篇四百六十条细则，它是明初三十年君臣“日久而虑精”“斟酌损益”的一代名典。对此，朱元璋曾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做以变乱族制之罪”。 这一思想在他掌权的年子里确实得意坚决贯彻。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朱元璋大兴‘‘胡党之狱’’，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及其以下官员一万五千多人。作为大明开国功臣之一，胡惟庸在朱明王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加官丞相后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甚至威胁到了朱元璋的皇权。朱元璋对此并没有手软，他诛了胡惟庸九族并且一口气处死了与此案相关的大小官吏一万五千多人。 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朱元璋又兴‘‘郭桓案’’，处死巨贪郭桓以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吏和连坐者数万人，对朝廷任职人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朱元璋大兴‘‘蓝玉案’’，诛蓝玉本人及其受牵连者一万余人。蓝玉本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爱将，但随着接连的胜仗和日益扩大的名声，蓝雨开始自大，变得目中无人，骄横霸道。有一次回城居然因守城官兵迟开了会儿门，他就带兵攻破城门后入城。面对目中无人，已成大患的蓝玉，朱元璋再次痛下狠心，诛蓝玉九族，处死其党羽共计一万余人。 不仅如此，再后来的‘‘空印案’’中，朱元璋再次大开杀戒，将在公文上弄虚作假的万余官员全部处死，对朝廷内官员进行了‘‘二次大清洗’’。 在朱元璋的主持下，《大明律》、《明大诰》先后问世 ，尤其是《明大诰》。在这部法律中，朱元璋亲自规定了诸如凌迟、剥皮、挑筋去筋、抽肠涮洗、斩指枷令、阉割为奴等酷刑，意图通过这些酷刑来达到治世的目的，体现其‘‘爱民之意深矣’’。实际上，《明大诰》的颁行，是把‘‘重刑重典’’推至极致，不仅不能体现其‘‘爱民之意深’’，相反，只能反映出其‘‘残民之刑酷’’。 物极则必反，‘‘重点治国’’思想虽然对于改良吏治，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造成法治畸形发展的事实更是不能被低估。 其一，‘‘重典治国’’思想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那样：‘‘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也正是朱元璋一直都郁闷的一个问题。 其二，‘‘重典治国’’思想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官员人人自危，担忧朝不保夕，知识分子畏于杀生之祸而不愿入仕。吏治人才断层，官吏行政丧失了积极性和主动性，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不正常状态。 其三，‘‘重典治国’’的推行滋生了后来的君主极端专权和特务肆意横行的局面，将中国封建刑罚由轻入重推向了极致，真正形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苛刑峻罚形态。 其四，‘‘重典治国’’思想不但未能达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