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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2006-10-29 黄国信 温春来 吴滔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点击: 3450 一般来说，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路的诸多研究，基本上都是区域研究，并且往往是结合时间与空间，强调“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研究。①因此，对于近代史学科来说，历史人类学可以有所启发的地方，也许首先在于近代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由来已久，在国际历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的几位开创者及其后来的代表人物，比如费弗尔、布罗代尔、拉杜里，都曾做过许多经典性的区域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区域研究亦有相当长的历史。1930年代，食货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开区域研究之滥觞，随后，梁方仲、傅衣凌、陈翰笙、汤象龙、李景汉等人的努力，使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成果斐然。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似乎有相当长的时间比较喜欢使用综合归纳的逻辑方式展开研究。因此，关于区域研究的意义，就有这样一种典型的表述：“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人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人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②将区域研究的意义定位为通过研究区域，最后综合出全国特色，正是由台湾中研院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提出来的。这一提法因为很符合中国“舆地方志学”的传统，也很符合中国人重归纳轻演绎的思维习惯，因此在大陆历史学界也很容易看到类似的表达。 也有学者对区域研究的意义提出了与此不大相同的观点，反对把区域性研究置于全国性研究的附庸地位，贬低区域性研究的价值。③他们指出微观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并非“个别”与“整体”一类的意义，因为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研究者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区域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这类区域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案例是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该书从川西北区域历史出发，讨论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进而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 ②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页。 ③叶显恩、陈春声：《论社会史的区域性研究》，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25页。 ④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历史地理学界有学者从“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出发，透过对大量唐人诗文的判读，回到唐代文人士大夫的语境中，非常有见地地分析出唐代士人心目中的区域观念，认为唐代士人主要通过对山川、风俗、方言等因素的感知，对他们心目中的唐王朝疆域作为感觉上的区域划分，这一研究触及区域问题的实质，基本超越了此前学界关于区域划分标准的诸多争论。参见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地域观念及地理意象》，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412页。 然而，就在学界在理论层面对区域研究意义有突破性进展，区域研究成为一大学术热点的情形之下，实际的研究工作仍然显示出历史学界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许多研究上的偏颇。比如“过于偏重地方(权力斗争的)舞台，而忽视了纵向的国际——国家——地方的制度场域”①，以至于出现一些类似于民俗工作的所谓区域研究。一些学者忧心忡忡，深感区域社会史研究变成了“进村找庙”的同义词，进而提出在近代国家力量不断渗透到乡村的前提之下，仅仅进行区域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跨区域研究”。② 实际上，这类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近年蓬蓬勃勃开展的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确出现了一些缺乏明确问题意识的著作，另一方面，同样也反映出学界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其实，只要对区域概念有了准确的把握，这类问题自然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如果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看成是一个个区域的话，那么，区域自然是很小的地理空间。然而，正是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他们研究区域，研究的是区域中活动的人，这些人居住在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很小的地理空间之内，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常常超越其居住空间，他们要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换，他们与外界有亲朋往来，他们甚至要去外面的世界求学、考试、经商等等，人类学“深描(thick description)”当地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当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