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的拼贴.doc

碎片的拼贴 ——记忆中的101老师 1974届高二二班毕业生 罗琳 从1969年9月到1975年3月，我们这一届在101中学总共呆了五年零五个月，应该是文革期间在101中滞留时间最长的几届之一。校庆筹委会要在我们这几届学生中征稿，从在校时间的长短上看，是不无理由的；但是，若从我们在校的年代上看，那时候，远不是101中最令人向往的辉煌时期，与那时的所有中学一样，它无法维持课堂纪律，对“师道尊严”的批判使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也许由于101的老师从来没教过“坏”学生，所以它好像比文革前的普通学校更乱；大而无边的校园里一切曾经美丽的地方都破败不堪，真成了圆明园废墟的一角……然而，就是这样一块地方，却令我终生难忘，让我总觉得有的可说。不过此时一旦要说了，又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大事”，能够在记忆中漂浮的，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断，一些好像不值一提的趣事，它们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呢？——把它们拼贴起来，能把我最想说的说出来吗？让我试试看。 所有的101人都会提到它的“大”，四米百跑道的大操场，游泳池、池塘、山坡、树林、甬道……但我其实那时并不知道一般中学该有多大，所以视这种空间的大为理所当然。最让我这个小学毕业生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大”的，是101中教室里的课桌椅。那课桌很宽大，是木制掀盖的，桌面前方有一放笔的细长小槽，右上方是一放墨水瓶的圆形浅槽。掀开桌面，里面的桌箱用一块木板隔成一大一小，大的可放下一个大书包，小的可以放铅笔盒一类杂物，桌箱靠近身体一侧的挡板上有一根可上下翻动的长木条，可以把桌面调成斜面和平面。椅子也大，椅面和椅背都是木条的，靠背很短，只到腰部，让你不得不直挺地坐着。刚入学时，因为桌椅被破坏得太多，有的教室临时用了些大条凳，两人一条，一男生一女生，因为分“男女界线”，所以两人往往尽量离得远远的，若其中一人突然起身回答问题，板凳的一头会猛地翘起，让另一位猝不及防坐个屁墩，惹得全班轰堂大笑。但就是这些宽宽大大的课桌椅，让那时的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敬畏和自豪，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大”：这是中学生的待遇啊，它告诉我，你长大了，你得与从前有所不同。这样的课桌椅现在全部被淘汰了，中学和小学的课桌椅似全出自一种规格的标准化模具，桌椅之小和局促让最矮小的学生都不得不蜷踞着腿脚，甚至连放书包的空间都没有。它们能让身体日益长高的孩子有一种大的感觉吗？ 说到身体，我想到了我在101中遇见的第一位老师，蔡祜身，他是我的第一任副班主任，四十多岁，教语文课。班主任是孙长征老师，教历史课，同时又是著名的圆明园歌手，她当时正怀孕，所以蔡老师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多。蔡老师人长得干瘦干瘦，嗓音却洪亮圆润，什么样的课文都朗诵得慷慨激昂，还会唱京戏。那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女生都穿肥大的长袖旧军装或拟军装，不管天气多热，坚决不穿短袖，更不要说裙子了，恨不得与所有女性化的东西划清界线。记得有一天，蔡老师专门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问我们为什么不敢穿短袖和裙子，他说，你看，我还穿短裤呢。你们还年轻，怎么那么封建。要把身体挺直，不要像我，我这腰叫“水蛇腰”……我们哈哈大笑，自然没听他的话，但却牢牢记住了“水蛇腰”的身体比喻。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师用一种平等而诙谐的方式，谈一些在当时没有人谈的身体问题。 初二时的副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王景浩老师。在我们眼中，王老师已经很老了，但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说是六十岁，所以我们始终不知他有多老。他家住在西直门，数十年跑步上班；他还练武术，好像是太极之类的内家功夫，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停下来，手上就开始比划，说是拳不离手。有一阵子他觉得功夫大长，就给我们演示：把手放在碗口粗的树上，树干就颤动起来了，树叶哗哗地响，但是看不出手上有多大动静。要不就让我们坐在桌子一边，他坐另一边，他把桌子弄得咣咣乱抖，但是他却岿然不动。他说这叫“内练一口气”。除此还得“外练筋骨皮”。他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有一次，两个男生打架，撕扯在一起，没人拉得开，他走上前去，把两只手分别往两个学生背上一搭，两人马上分开了。几天后，两个打架的男生来问他，“劝架那天您手上带什么东西了？”王老师摊开双手，看了看：没有啊，我连手表都不带（这是真的，王老师永远只在怀里揣一只老怀表）。学生说，不可能！硌得我们疼着呢！王老师说他回去一琢磨，明白了，这是自己练功练的，“骨头硬了”，他说。王老师教几何，为了吸引那些不好好听课的学生，总是用自己的身体打比方，一手垂直伸向空中，一手平伸，喊着：这就是直角三角形！或者两手平伸，喊：这就是一百八十度角！也许是因为喜欢打拳，也许是因为受过些旧式教育，王老师对举手投足间的做派也透着那么讲究，但那是超乎当时那种挺胸抬头的军事样式之外的。有一次开会，我们几个女生四仰八叉地坐在最后面，两条腿直伸出去，王老师一直站在我们身后，可能是实在忍无可忍了，终于走到跟前，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