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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画像石看汉代精神 摘??要:在中外石刻艺术比较之中分析汉画像石的特殊精神品质，以汉画像石为切入点阐发汉代精神的历史文化价值，梳理出汉代精神之中隐含着一些与社会发展相矛盾的因素。 关键词:艺术比较；汉画像石；时代精神；汉代精神 以画像石作为墓葬装饰的习俗，从西汉中期兴起，风行三百余年，直至东汉末年方渐趋式微。虽然这种风习消亡了，但这不朽的凿凿图像所存储的社会文化信息却历久而弥显，并不断激发后人的想象力，开启文明发展的新思路。原本作为墓葬装饰的汉画像石，现在已被视为珍贵的艺术作品，而由于艺术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探寻艺术作品与时代精神以及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遂成为当代许多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把艺术看作浓缩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不是作为政治事件的编年史，而是作为从文艺复兴以后意大利的情感史和精神生活史来理解。美国艺术史家帕诺夫斯基把艺术作品理解为意义的无意识的承担者而超出作者创作时的自觉意识的东西，他创建的图像学理论，是在以往对艺术作品的识别符号分析（前图像学阶段）和知识性解释（图像志阶段）的基础上，发展到对艺术品意义的阐释（图像学阶段）。我们都知道，汉代是我国民族精神确立的时期，汉画像石墓既是汉代人精神创造的真实写照，同时由于它是世界墓室装饰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它代表了那些贯穿于人类精神始终的永恒追求。考古学家俞伟超认为：“汉画像石中隐藏的精神世界，这可能是最难寻找的，但这恰恰是汉画像的灵魂。”[1]因此，只有把汉画像石置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的创造过程之中，才能够跨越“艺术作品本体”的感性欣赏，达到“探索一个时代的复杂灵魂”的目的。鉴于汉画像石与汉代精神的关系问题，前贤亦很少涉猎，今试作求索，以求教于大家。 一、艺术比较中汉画像石的精神特质 汉画像石作为人类共享的艺术品，把它置于不同国别同类艺术的比较中，便要见其隐含的特殊精神价值。 首先，古代中国墓室石刻浮雕在时间上晚于西方。在古埃及和苏美尔人的陵墓采用大量精美石刻浮雕作装饰，以寄托人类对生死永恒主题思辨的时候，中国的商周时代却是以青铜器来表示自己的信仰并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青铜文明；早熟的古埃及和两河文明被外来的文明所替代，大约比古埃及和苏美尔人的石刻浮雕晚约三千年出现了中国汉代墓室石刻，汉代奠定的中国文明基调延续至今。 古代中国墓室石刻浮雕晚于西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在于，支配人们精神生活走向的古代中国的宇宙观，长期保留有鲜明的原始思维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缺少完整故事形态的远古神话，汉民族“重实际，少玄想”故没有长篇史诗，只有几个少数民族有史诗，因而神话题材不够丰富。从严格意义上讲，汉画像石的思想资源是汉代“仙话”，而不是神话。中国神话之所以未成鸿篇巨制，鲁迅先生认为“其故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2]与中国这种“连续性的文明”相比，苏美尔文明的宇宙观“有一个与人截然分开的神界，这些神具有造物的力量，包括创造生命的力量……这个突破性的文明，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源泉。”[3]在西方，人神两分，神职人员始终能够与国王相抗衡；在中国，“人神淆杂”，神职人员只不过是专制统治的奴仆。这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后来的希腊神话能够成为欧洲人文精神的一个历史来源，而中国神话“对中国文化精神并未能成为一个历史发展的链环”[4]。中国古代神话不仅不成系统，而且神话图像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如秦汉之际人们追求的长生不老仙境，秦汉初期是在东方（蓬莱仙境），公元100年起转向了西方（昆仑山仙境）。再有汉画像石中的主神西王母图像，从最初的恐怖神演变为后来的慈母神，最后到了汉末建安年间兴盛期的神兽镜中，西王母则被淹没在众神之中。对西王母的崇拜，源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母系氏族崇拜。这必然与后来的男性帝国统治相矛盾。当然，西王母信仰的衰退，“主要并非佛教东传而至，还有早期道教兴起之因。”[5] 二是古代中国的宇宙观长期保留原始思维的特点还表现在，“六经”之中的《易经》、《诗经》、《乐记》都是以形象性、模糊性为特征，即前逻辑思维阶段，因而文史哲不分家，诗书画合一，艺术分类界线模糊不清。汉画像石的内容题材，也是包罗万象，远远超出了墓室装饰的范畴；其表现形式和手法是以绘画为主、兼有雕刻和壁画之长的混合性艺术。在英国艺术史家苏立文看来，这种混合性的艺术与西方的立体雕塑相比，“不能算是真正的雕刻，多半是石板上的平面浮雕”或者叫“石板雕刻”[6]。这其中的偏颇恰恰在于：文化和艺术是不能像制砖一样，必须用一个模子通用。然而，如何认识汉画像石这样有别与西方的中国艺术呢？宋代以来，人们把这种墓室石刻艺术称之为“画像石”，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