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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滑坡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道德”二字，在中国早就有了，“道”是指一种原则，“德”是指实行原则有所得。“道德”是泛指人们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范，又是识别和褒贬评价人们行为的尺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的民族，更有“王祥卧冰、敬母泣杖、曾子杀猪、范式守信”等传为佳话的美德诚信故事。所以要说中国人不讲诚信，几乎没有谁会相信。但在浮澡不堪的今天，确实为了利益，不讲诚信的大有人在，“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在像我们实实在在的昭示着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回首过去，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儒学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汉民族的凝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功不可没；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培养了范仲淹这样道德高尚、出将入相的杰出人物。近代有一个梁漱溟，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称作“最后的儒家”。此人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训条修养的一位高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为国奔走，在条件恶劣时守身如玉，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做人原则，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原则但是对儒学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在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期望过高。其最大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而轻视制度建设。它既没有宗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配套法律。因此，它不仅不能约束帝王的行为，也不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昏君和贪官。如果社会没有公正和公平可言，就不能指望公众能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儒学对大众的最大影响也仅限于忠孝之类，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几乎没有关系。政府既然负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就应该倡导对社会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应该倡导提高道德的行为。可我们看到的好象不是这样的。那些有钱的所谓富裕阶层，只要有钱，不管钱是怎么来得，都可以风风光光地混个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可以和政府官员称兄道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横行霸道，肆意践踏法律公理。社会道德水平下滑的根源不就在这里吗？？ 而那些真正做了维护道德水平的人，又能得到什么下场呢？救南京徐老太的那个青年，谁帮他维护权力？判徐老太胜诉的法官不还在安安稳稳的作着法官吗？那个污染了当地环境的紫金矿业的企业主不还在做着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在庙堂之上一本正经地参政议政吗？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为他自己的错误甚至犯罪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整顿吏治、铲除腐败虽然党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想了很多的办法治理和惩治腐败，但客观的说，廉政建设的形势依然严峻。大小贪官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膨胀不休、放浪不羁的权力对市场经济、公序良俗、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官僚体制内不科学的政绩考核办法、不严谨的权力监督体系使得我们形成了真话假说、假事真办的工作作风、使得我们的权力成了祸国殃民的魔鬼，应该说，道德滑坡在权力系统更加糟糕。而更为严重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吏治腐败、权力失控是破坏、污染公民道德，从而出现道德滑坡的极为重要的榜样般的原因，它污染的是源头的水！由此可见，要想防止道德滑坡现象，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僚体制，必须把权力这只恶虎圈养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不受权力的侵袭，我们的政治才可能清明起来，才能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产生积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负起该负的责任以食品安全生产责任为例。我们的食品安全成了全社会很头疼的问题，但从社会责任的划分来讲，必须树立食品问题上出了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过失这样的理念。日本1968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明确规定：消费者有向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求其完备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司法和行政系统的权利。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消费者被侵害的案件，责任首先在政府而非侵害者。因为消费者对于类似于食品安全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自己保护自己的，他只能信任政府通过职能部门给出的若干信息来判定是否购买、是否使用，不然纳税人交出那么多的税去养活那些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和人员干什么呢政府成为首当其冲的食品安全的责任承担者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另外惩治的力度也要跟上。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推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对于违规资本家、厂家、商家惩办力度是不够的。例如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买主追究商家和厂家责任时，还要证明自己是消费者，这样才能得到相当于原价格一倍的赔偿。对于那些违法乱纪，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家罚款也相当低，那些制造销售害人食品、与图财害命无异的商家，在这样宽大待遇之下，乐得逍遥。抓住了罚点小钱，没抓住发个大财。这是许多黑心食品和药品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陌生社会中，道德舆论的规范只是法律规范的补充。 现在要求民众真诚，政府应做表率。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府工作人员道德水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