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电影节的中国记者外媒眼中的那堆年轻人.docVIP

国际电影节上大家都关注着明星的一举一动，不会注意在镜头背后的新闻记者 【前言】从柏林到戛纳，再到威尼斯，这些电影节每年总会吸引众多国人的目光。带着让中国观众揭秘欧洲三大最老牌电影节神秘真相的使命，每年都有几十人组成的中国记者代表队前往现场，带来鲜活的一手资讯。从《明星蹭展指南》到《开幕红毯“定毯神针”》，还有那些贾樟柯、李安、娄烨等等中国电影人的专访，都是这一群中国代表队们的成果。 与那些跑了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的国外老牌电影记者来说，中国电影和中国记者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上来说，都还只是个孩子：来电影节的我们普遍20几岁，且大多都是只跑过一两年的新手。然而正是这一群20几岁的孩子们，包圆了每年2月、5月和9月分各大网络、报纸、杂志的头条或者焦点位置。与那一条条“定毯神针”，专访贾樟柯、李安的稿子相比，这些写稿子的人在三大电影节上遇到的故事，有时比新闻本身还要精彩。 PART1：我们的状态 我们是外媒眼中的“那一堆年轻人” 威尼斯当地时间9月初的凌晨时分，一个由媒体记者组成的微信群收到一条消息提示。打开一看，消息发自某门户网站的女记者，正在写稿的她突然被无理取闹的房东因为房租的事情理论半天，最后还扬言要赶她出门。收到这条消息的另一名网站记者，此时正端着电脑坐在红毯边上写稿子，因为媒体中心已经在十分钟之前关门，家里网络不好，他只能坐在红毯上蹭着电影节的WIFI，这一行为还吸引了路人过来拍照。 掐着时差一算，距离截稿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连微信都没时间回又继续着敲打着键盘。与此同时，他的同事正在找另一媒体的摄影记者拷，因为当天的Photocall(发布会开始前明星会统一站在某处接受记者拍照)人满为患，只有一两位中国媒体有幸进入。此时三位记者心中所想的都是：快点弄完，第二天早上还得早起看电影，或者去约红毯证。 对于跑过三大电影节的记者们来说，以上这一幕其实再寻常不过。 从2011年才开始跑电影节的记者C来说，三大电影节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国际同行们的年纪。他第一次去的电影节是柏林。在换记者证的办公室，他被那平均年龄加起来估计已经超过50的老爷爷老太太们震惊到了，他们一个个气定神闲精神矍铄地换着记者证，彼此悠闲地打着招呼。这也是很多中国记者到了欧洲电影节后最深刻的印象，跑电影节的记者，除开中国人以外，年纪轻的记者或许占不到三分之一，甚至连中国人的邻居，经常出现的几位日本记者年纪也都快40岁了。 平时排队看电影，总会有中国记者被国外大叔大妈们好奇年纪，并在后面加一句“真的好年轻”作为结尾。有趣的是，国外媒体眼中的中国记者不仅年轻，我们还经常抱团出现，“无论是排队看电影还是在媒体中心，常常看到你们扎堆。”一位意大利大叔这样说。 国内最早开始跑电影节的某门户网站副主编陈弋弋谈到国外记者年纪普遍偏大时说，这与国外的记者制度非常完善有关系。“他们如果真正做，有一层层的上升空间和完善的体制保护。但在国内，记者是青春职业，大家趁着年轻跑几年后纷纷转行。”她说，有一次跟一个瑞士记者聊天，对方问她压力大不大，她礼貌性说了句还好，对方大吐苦水称亚历山大，因为“一年要出四篇大稿。”或许不同国家对于大稿的定义不同，但，这让每周都要写篇大稿的中国媒体情何以堪! 对中国明星爱恨交加，一趟电影节瘦6斤 其实很多中国媒体最初来到电影节的原因都是中国电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带来流量和销量的重要保证。但像戛纳这样中国明星扎堆的电影节，每天记者们都像赶通告一样往返于各个专访的酒店、咖啡馆，有时一个下午就约了四个采访，还在不同的酒店，在酒店之间扛着机器小跑实在是每个记者都经历过的事。 某门户网站副主编陈弋弋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她第一年来的电影节是2005年的第58届戛纳电影节。那一年，可以算是近年来华人在戛纳最热闹的一年，竞赛片有王小帅的《青红》，侯孝贤《最好的时光》;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去了戛纳卖片;章子怡出演的一部日本电影《狸御殿》;主竞赛的评委有吴宇森，杨德昌是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台湾分别都办了电影之夜。再加上当年《星球大战》选择在戛纳首映，需要她一个人搞定的采访，尤其是专访实在太多，光《青红》的主创就有三、四个人需要专访。来到戛纳后，十一天她足足瘦了6斤。 “那个时候还要去做突破性的采访”，陈弋弋回忆，有一次当她得知和中国某重要影人坐同一班飞机前往戛纳时，她想尽办法前往头等舱采访，在飞机上写完稿件后，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把稿子传回去。 当然，中国记者对中国明星的不仅是爱的，有时候真的“恨”到牙齿痒痒。对于有的影响力并不如四大网站的媒体来说，有的明星太耍大牌，各种拒绝采访，但另一方面领导又会施压，这导致有一年的戛纳电影节，某媒体记者竟然连类似于陌陌的社交软件都用上，只是为了搜索附近有没有中国人，然后搭讪，然后看看能不能约采访。 而那些对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