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荐】.docVIP

从人治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周罗庚/夏禹龙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科学社会主义》(京)2006年4期第61～66页 【作者简介】周罗庚，夏禹龙，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目前基本上还处于由人治反腐模式向制度反腐模式过渡、并主要采取人治反腐手段的阶段。人治反腐在现阶段是相当重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就必须建立反腐保廉的长效机制，实行制度反腐。制度反腐所要解决的关键，是要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此，必须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前提，以建立健全法治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为基础。 【关 键 词】反腐败/制度建设/民主化/法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各级党委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斗争抓紧抓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高度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果。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政治斗争抓紧抓实，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关键还在于坚定不移地实现由人治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 一、建立反腐保廉的长效机制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反腐斗争史上，曾经历过主要通过运动反腐的阶段。运动反腐在建国初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误伤无辜的消极作用却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运动反腐被果断停止。在现阶段，由于受到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加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尚未实现，我们还不得不主要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对腐败。在不少地区，反腐的力度和效果也常常出现因领导人决心和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基本上还处于由人治反腐模式向制度反腐模式过渡、并主要不得不采取人治反腐手段的阶段。 所谓人治反腐，是指领导者以个人的权力或权威来反对腐败的一种治理方式。人治反腐具有随意性、易变性、专断性和缺乏科学性、规范性、民主性等明显缺陷。它所体现的意志主要是领导者个人的意志，或者少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法律和制度的意志。这种治理方式的缺陷和弊端，在预防腐败和制裁腐败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明显的。 在预防腐败方面，往往习惯于“战役式”的、“突击式”的工作方法。这种方式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解决不了长久的监督问题。以推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为例，这些年来，各级都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专项治理”上，几乎每年都要下达专项治理的任务，如清理公款吃喝玩乐，清理领导干部多占住房，清理超标准配备和使用小汽车、通讯工具，清理领导干部接受现金和有价证券，清理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等等。不可否认，这些专项治理工作，对于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不够，往往是清理过后时间不长又反弹，反弹后再抓就更难。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并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即“腐败增强抗药性”。加之在清理过程中，大多是只处理事不处理人，即使处理也没完全到位，所以起不到震慑腐败分子的作用，致使一些问题形成“顽症”，成为见多不怪的现象。以治理公款吃喝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年的年初和“双节”期间都要下发文件，发出禁令，并进行过多次的专项治理，但成效甚微，至今仍在治理。一些有心人曾作过统计，2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仅治理公款吃喝玩乐的红头文件就有几百份，结果，几百份文件仍管不住一张嘴。时至今日，某些地区和部门公款吃喝玩乐花样越来越多。 在惩治腐败方面，个人权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仍经常地发挥关键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主要领导者批办案件上。法制本来是统一的，一个人犯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一些地方，法律监督的权力却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哪些案件依法惩治，哪些案件运用非刑罚的方法处理，随机性很大，并非严格按照法定标准执行，致使职务犯罪的案件从立案查处到刑法制裁整个流程和环节都因受到个人权力的人为干涉而显现出明显的特征，即“人治效应”的特征。一些举报信件，一旦到了某些领导者那里，往往如石沉大海。案件是否查处，往往由某个主要领导者来掌握。有些腐败案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本来在当地就可以立案查处，但往往要上告到中纪委，由中央领导批示，才能得到查处。这种反腐败方式的“人治效应”不仅导致了因一些地方和部门越级上访举报的人越来越多而达到了上级党政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难以承受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它给反腐败工作带来了这样恶果：即职务犯罪与刑罚之间没形成固定的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