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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沈 原 提要: 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 、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 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一 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社会，由于转 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 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 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借助 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最后，布洛维 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 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 关键词：“大转变”工人阶级 马克思模式 波兰尼模式 工厂政体 一、引言：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 在近30 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强调把某些范畴“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ing back in ） 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有论者要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就提出“把国家带回 分析的中心”（Skocpol, 1979）；有论者要强调“强关系”的作用，就提出“把强关系带回分 析的中心”（边燕杰，1998/1997）。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 Burawoy ） 为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其标题就是“把工 人带回分析的中心”,意在强调劳工研究的重要意义（Burawoy, 1985 ）。本文旨在论说中国社 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的若干特点，并且希望借此将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作为基本研究 课题，定位在社会学分析框架的中心地位上。因此本文套用布洛维的做法，以“把工人阶级 带回分析的中心”作为引言的标题，以期突出主旨。 正如布洛维本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学界，“劳工社会学”(sociology of labor) 的黄金时代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工人阶级被认定是一个日益丧失了历史 意义的阶级： 在这些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理论思潮中，关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定：在理论和 哲学上都负担过重。……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说再见，转而拥抱来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 运动，而公民社会则被理解为国家和经济之间被遗忘的空间。从公民社会出发，社区斗 争、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自 80 年代以来作为进步运动 而繁花盛开起来……。（Burawoy, 1985：5 ）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阿兰·图海纳（Alain Turaine ）所言，由于“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隐退出去，而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社会 运动研究者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且发现“新社会运动”：“因此我们 在这里关心的是社会斗争的历史，其始于人们必须由以起步的‘工人运动的衰败’……”。 图海纳甚至还以图表的样式加以提示：从日渐式微的工人运动开始，如何经历了“文化危机”、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罗琳及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研究生闻翔等的讨论。本文的一切不妥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大拒绝”、“国家批判”、“社区撤退”和“民粹主义”的复杂过程，最终走向“新社会运动” 的终点（Turaine ，1977：11－12）。 西方社会学界将此种状况称为“双重危机”（double crises ）：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以及 劳工研究的危机（Silver, 2002：1）。不过，即使在这样沉闷和保守的理论氛围中，布洛维却 仍然坚持认为：针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他说：“第一，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 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第二，我主张这些干预是并且持续是由生产过程塑造 的”（Burawoy, 1985 ：5 ）。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 观点，是布洛维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