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本质及其运用艺术.docVIP

权力的本质及其运用艺术 权力是一个很普遍的词语，在历史上关于权力的纷争也有很多的事例。而我们更关心的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运用艺术，权力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衡量审度之意，二是制约别人之意。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是“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他主要是权力看成了是一个人对于他人的控制和影响力，这就指明了权力在人际关系中的特征。但是却没有指明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因而没有能揭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本质。 政治权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在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形成的必要前提在于，当各种力量发生对比关系时，一方的力量能超过另一方，从而使这种力量对比关系转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制约关系。力量对比可能出现平衡和非平衡的状态，并且政治权力实际是一种公共权力，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根本观点。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力量的制约关系。而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主体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 政治权力具有制约性、能动性、动态发展性、工具性等几个特征，因此在运用权力作为一种手段的时候，为了达到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就不得不注意权力的运用艺术。政治权力的诸特性无意受着其根本的性质支配着，而在这诸多特性中，制约性有具有基本的意义，其他特性都是从制约性中演变和发展出来的。而正是由于这种希望在政治生活中制约他人或者其他政治势力的过程中就需要人把政治权力运用的十分得灵活和充满艺术性。 权力的斗争是要求权力运用技巧的主要原因，因为要达到力量制约这个目的所以必定在政治生活中出现权力的斗争，斗争就势必要求有高技巧的权力运用的人的出现，权力是一种身份资格，为了获得这种资格达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再达到个人或集团的利益，那么在政治生活中就要懂得权力运用的艺术。这些是权力运用需要艺术的必要性。 同时，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当中，只有能很好把握政治脉络的权力行为者才能更加具有优势，倘若不能够把握好政治风向，出现了权力盲目地实施就必然在力量制约的情况下处于下风，并且最终导致失败，政治权力的丧失不仅会导致政治权利的丧失，更会使权力的行为者在各个方面受到巨大的伤害。因而，巧妙地使用政治权力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所在。 权力的运用者的善于运用权力的主要目的是一，维护自己本身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利；二，谋求更多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前者的权力失衡状态就在于错误得评估了自己权力的范围边际，使权力出现了膨化甚至于腐化，这正式一种毫无权力运用技巧的行为，虽然贪污的高官们总是用高明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是既然因为自己的权力滥用而导致牢狱之灾，就可以看到做为一个权力的行为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失去了平衡点，这更是一种对权力的误用和错用。 应当看到，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也可能成为牟取私利的手段；既可以促使人奋发向上，也可能诱使人腐化堕落。这些在权力欲中腐化堕落的人都可以说是权力的不善用者，举个例子来说，最近，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了《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来查处案件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籍以揭示自改革开放迄今，腐败的发展状况和反腐败的变化情况。在1992年之前，中国查出的高官腐败数量远比较大，但付诸党纪国法惩治的不多。权威数据表明，仅1987-1992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就达一百一十人，其中1990-1992年为七十九人。但是，从严重的腐败案件，也就是真正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罚，甚至被司法机关判刑的高官数量来看，1992年之后则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受到司法机关判刑的人数，在案例库所收录的六十四件高官腐败案件中，有三十一件被移交到司法机关，并依法进行了宣判，另有四件案件尚未宣判。而在1992年之前，只有五人被判刑，此后则达到了二十六人。从涉案金额上看，九十年代查处的案件与八十年代相比有大幅度提高。1992年前，在统计的案例中，贪污、受贿等罪的涉案金额都没有达到十万元人民币（下同），而后的三十七件案例中，有二十七件涉案金额超过十万，其中十二件超过百万，更有四件超过千万；而2000年之后发现的五件案例，涉案金额都超过百万。为此，通过查处腐败案件直接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在迅速增加。上述现象表明，九十年代后期查处的一些案件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15年的中国政坛。至此，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这四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都平稳步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退休生活。江泽民的退休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外界对他的一些不实猜测，也让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交替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或许几年后人们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