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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振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六点研究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二部主任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的成员之一鲁振祥 　　人民网北京6月17日讯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结合纪念建党85周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来自首都和有关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在北京聚集一堂，共同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以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二部主任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的成员之一鲁振祥发言全文：　　　　我提供给大家的资料比较长，主要就是列举了一些材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者叫“命题”或者叫“原则”的提出、应用、解读的历史情况作了一些梳理。这篇文章分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过程才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它不但是对王明所代表的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否定，同时也是共产国际长时期内对各国党实施统一指挥的领导路线相对，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概念的提出又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改变领导方法的决定，和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别国经验的论述密切相关。　　　　　如同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确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问题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作用一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问题，也应考察一下共产国际七大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关系。　　　　虽然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相距3年时间，但其内在的联系还是明显的，我提交的文章列举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关于中国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特点应用国际经验的有关论述，以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说明了中国化的提出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　　　　同时又举出共产国际七大的有关决议和季米特洛夫有关论述以及中共领导人的回应情况，说明了共产国际七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就是使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具体环节和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供了武器。　　　　当时共产国际的威望仍处于高峰期，而中共又刚刚遭受过一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阶段。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集体不能不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格外重视，七大后，在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已经与中国化概念非常接近了。　　　　第二部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述和全会达成的共识。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以后，又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错误，对党的领导事业造成了损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纷乱，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特别是1938年4、5月间就中国抗战形式与中国工作和任务向中国共产国际做了全面的汇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肯定了中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直接的历史背景。　　　　文章列举了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张浩等领导人，对会议的决议都是如何决议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说明这次全会不仅由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且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其中对王明的态度特别做了交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当时，它的主要含义是什么呢？我理解当时主要是在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为了做到灵活运用，就必须： 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实质。　　　　二、必须切实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等特点。　　　　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使之能为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四、坚决摒弃把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经验教条化。总的来说，这时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着重讲的是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民族化。第三部分，六中全会后概念的运用解读和认识的深化。　　　　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除很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外，更多的是使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之统一的提法。中国化与相结合两者有何区别呢？　　　　龚育之同志的解释是前者中国化的提法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这个相结合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很恰当的。　　　　尽管毛泽东一般不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概念，但由于这个概念已经在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且言简意赅、通俗明快，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