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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 ——“新历史主义”理论 通过阅读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的几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对新历史主义有了大致的、粗浅的了解，以下是对其的简单概括。 新历史主义是诞生于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 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前者以研究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 去重写文学史,进而创建一种“文化诗学”,并将文学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 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和“话语”转义学的研究,进而确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地位。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 （一）《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 格林布莱特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中说道：“......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格氏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此后,格林布莱特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述了这个意见。形式主义批评所设定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区别是带有历史的、主观的、想象的 ,甚至是武断的因素。其实二者之间疆界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必然也是可以与时推移、历史地变动不居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从来没有分界明晰的楚汉界河，暂时的切分只是为了学理上便于表达的一时之需，更多时候二者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文学艺术也可以讲“生产性”，既可以讲“话语”方面的，也可以讲“作品”方面的，但它的生产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门类生产之间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泾渭分明。格林布莱特就此阐述说,“文学与历史之间 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 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在解读文化现象时，其逻辑前提就是倡导一种将其放回到当时特定的“时代与语境”中去的“语境化”的历史观。 格林布莱特把对“自我塑型”的研究投放在文艺复兴时期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透视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社会现实,从而构建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语境、文化事件的多维映射机制。格氏提倡通过考察其社会行为来解读文 学生产和文化权力“互有轩轾”的博弈痕迹, “通过这种阐释, 我们才会抵达有 关文学与社会特征在文化中形成的那种理解格林布莱特强调在理解和阐释文学事件时要把作者身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现实融通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塑造过程”，从而“获得关于人类自我表达结果的具体理解”，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象征表现手法和现实倾向。格氏谈道:“诠释它们之间象征结构的交互作用,并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塑造过程。”作为格氏倡导的“历史本源观”的核心概念，“自我塑造”一方面体现了自我力量与异在的社会场景之间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人类本源意义上的“自我力量与自我形象”的塑造历程。这里的“自我力量与自我形象”主要涵盖以下要素： 其一是自我存在对个人秩序施加的长期而稳定的感受力，以及个人借以向外部世界倾诉和发号施令的言说方式，一般集中体现为自我表现力的外化形式。其二也可以是私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象征结构，一般集中体现为自我约束力的物化形式。 其三还可以是某种对个性形成与表达一直发挥着主导性塑造作用的主体性因素。在格林布莱特这里，自我塑型理论首先被运用到文艺复兴期的戏剧批评实践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得以固化、定型。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在文章开始，格氏就批判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到的理论主张，他认为詹姆逊将话语体系不断地进行区分，把文化领域也区分开来是不对的。之后又提到了利奥塔从后结构主义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氏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都是某种单一理论的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格氏试图走出这种单一话语的误区，而主张对上述单一话语进行整合，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格林布拉特问道：作为历史或语境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呢？他回答：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政治制度，而只会产生那种趋于区分于趋于独白的冲动在其中同时发